東北抗日義勇軍

1932年6月，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召開過一次北方會議，即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這是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時期一次很重要的會議。這次會議錯誤地估計了九一八事變后的國內外形勢，批判所謂“北方特殊論”、“北方落后論”，強調提出了創造北方紅軍與蘇維埃的任務。為貫徹這次會議精神，東北地區黨的活動在一個階段內偏離了抗日斗爭的中心，喪失了促進革命發展的大好時機，因而對當時東北黨的實際工作產生了極大的危害。

第一，對抗日義勇軍工作的危害。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到1933年上半年，在東北抗擊日寇侵略的主要武裝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東北抗日義勇軍。東北抗日義勇軍發展到1933年大約達30萬以上，數量很大，成分很復雜。如何正確對待這樣廣泛興起的抗日義勇軍，是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一個極大的問題。滿洲省委依據北方會議精神，于1932年9月專門就抗日義勇軍工作，向各級黨組織發出了指示，強調：要在義勇軍中、反日軍隊中、反日的武裝群眾中進行廣泛的宣傳，說明各派各軍的國民黨都是帝國主義走狗，都是不抵抗主義的領袖。依據這樣的指示，東北各級黨組織對于原東北軍軍官的抗日義勇軍領導人，一律加以排斥和打擊，在義勇軍和群眾中宣傳他們是“最危險的敵人”，甚至認為他們領導的義勇軍抗日是“變相的軍閥混戰”。因而在這類義勇軍里工作，主要任務是發動士兵與長官斗爭，奪取領導權，相機進行嘩變，然后建立紅軍與蘇維埃，進行土地革命。這套政策使黨在義勇軍中的工作歸于失敗。

第二，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的危害。東北黨組織自1932年春天開始，先后創建了磐石、巴彥、珠河、湯原、東滿等抗日游擊隊。這些抗日游擊隊一開始就受到來自當時中共中央“左”傾思想的影響，因而使它的活動受到限制；北方會議后，對抗日游擊隊帶來更加嚴重的危害。主要是由于這期間游擊隊改編為工農紅軍，并且推行創造蘇維埃實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增加了群眾和各種抗日力量對我們黨的懷疑和對立，使游擊活動中心地區的許多群眾動搖或逃跑，許多游擊隊員也有消極情緒，甚至離開隊伍，形成游擊隊里“槍多人少”的局面。

第三，對農村工作的危害。北方會議后，滿洲省委不斷向東北各級黨組織發出指示，強調：“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堅決的發動與開展農民的抗租、分糧、抗債、吃大家、沒收與奪取地主的收獲……奪取地主豪紳的武裝，沒收他們的財產土地�！庇捎趯嵭羞@樣的農村政策，不僅地主富農，連一般富裕戶也都異常恐慌，紛紛逃出農村到大中小城鎮；加以當時又是在連年戰爭的條件下，結果紅軍及赤色游擊隊的給養發生了嚴重困難。

第四，對工人運動與城市工作的危害。1927年10月滿洲省委成立以來，工人運動一直受著“左”傾思想的嚴重影響。北方會議后，批判所謂東北特殊論，批判所謂工人運動中的右傾機會主義，繼續發展“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其主要表現：繼續在工人中宣傳打倒一切的思想，這不僅脫離中間派別，也脫離廣大工人群眾，因而不能爭取團結更多的抗日力量，不利于工人運動的發展；在組織形式上，繼續強調建立赤色工會與赤色小組，把它們變成第二黨式的組織，因而很難發展；在斗爭方式上繼續不顧客觀條件地號召罷工、游行與飛行集會，不注重爭取群眾和保存力量，給后來的斗爭造成困難。貫徹北方會議精神也使城市工作繼續受到破壞。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