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要求改革的呼聲
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帶來的思想解放,不僅推動了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而且促使全黨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和今后的發展道路進行全面思考。這一時期對外交往的增加和黨對世界經濟發展進程的了解,也對這種思考提供了更多的借鑒和更廣闊的視野。
在進行歷史反思和放眼世界時,人們首先強烈感受到我國在經濟和科學技術上同世界發達國家之間的巨大差距。在1978年3月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上,有的同志談到,同世界先進水平相比,我國的科學技術在多數領域大約相差15到20年,有些領域相差更多一些。經濟上的差距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50年。因此,我們要想把經濟搞上去,首先要老老實實地學習世界先進技術。如果閉目塞聽,不了解國際上科學技術發展的動向、趨勢和水平,趕超就無從談起。
通過同世界發達國家的比較,許多同志還意識到我國不但在技術水平上落后,而且在管理水平上同樣落后,因此在學習和引進先進科學技術的同時,必須進行管理體制上的改革。鄧小平多次談到,要解決我們管理水平低的問題。這種看法逐漸成為黨中央領導層的共識。1978年6月20日至7月9日,中央在北京召開全國財貿學大慶學大寨會議。李先念在講話中指出:我們現有的財貿工作,即使是歷史最好水平,仍然是很低的水平,決不能適應目前社會主義建設新形勢的需要。提高管理水平的問題,并不只存在于財貿系統,同樣存在于農業、工業、交通運輸和其他領域。
圍繞提高經濟管理水平的問題,很多同志提出了改革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主張。鄧小平明確提出:“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后,一定要按照國際先進的管理方法、先進的經營方法、先進的定額來管理,也就是按照經濟規律管理經濟。一句話,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補補。”1978年6月,華國鋒在全國財貿學大慶學大寨會議上也指出:我們的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的許多方面還不完善,我們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許多環節還有缺陷,這些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要求是不相適應的,是束縛和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因此,要有魄力去堅決而又妥善地改革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中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部分。
7月6日至9月9日,國務院召開了為期兩個月的務虛會,專門研究如何加快我國現代化建設速度的問題。華國鋒、李先念都在會上要求大家,要敞開思想,發揚民主,認真總結經驗,為加快現代化建設積極出謀劃策,使這次會議成為一次在經濟領域解放思想、探索求新的會議。與會的60多位有關部門負責人在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紛紛提出改革經濟管理體制、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的建議。幾位出訪回來的領導同志介紹了當前的國際形勢和國外發展經濟的經驗;國家計委等部門提出了加快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設想;外貿部門提出了積極擴大進出口,增加對外貿易口岸的建議;機械部門提出了引進新技術同提高國內機械制造水平結合起來的主張;國防工業部門提出了軍工企業實行軍民結合方針和生產民品的意見;國務院財貿小組提出了適當提高農產品價格,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問題;國家勞動總局提出了改革工資制度,切實調動職工積極性的意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發言列舉了單純依靠行政方法管理經濟的弊端,提出要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講求經濟效益。各部門的發言,幾乎涵蓋了我國經濟建設的各個領域,提出了許多新的設想和措施。
9月9日,李先念為這次會議作了總結講話。他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這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后面貌的偉大革命,這場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后的生產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筑。為此,在經濟領導工作中,要堅決地擺脫墨守行政層次、行政方式而不講經濟核算、經濟效果、經濟責任的老框框,打破小生產的狹隘眼界,改變手工業式、小農經濟式甚至封建衙門式的管理方法,掌握領導和管理現代化工農業大生產的本領。“過去二十多年中,我們已經不止一次改革經濟體制”,“但是在企業管理體制方面,往往從行政權力的轉移著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環,因而難以符合經濟發展的要求。”這次改革一定要給予各企業以必要的獨立地位,一定要同時兼顧中央、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一定要考慮大企業和大專業公司的經濟利益和發展前途,“努力用現代化的管理方法來管理現代化的經濟”。他還指出:目前的國際形勢對我國十分有利,我們應該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資金和組織經驗,來加快我們的建設,決不能錯過這個非常難得的時機。這比關起門來樣樣靠自己從頭摸索,要快不知多少倍。“對引進項目實行排隊,先安排急需的和已經看準了的,其余的看準一批辦一批,摸著石頭過河。”9月30日,中央轉發了這個講話,并準備在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對這個講話作進一步討論。
國務院務虛會后不久,全國計劃會議又提出,經濟工作必須實行“三個轉變”:一是從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轉到生產斗爭和技術革命上來。企業和各級經濟管理機關的中心任務是搞好生產,黨的工作、行政工作、群眾團體工作,都要服從這個中心,而不能離開這個中心。二是從那種不計經濟效果、不講工作效率的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轉到按照經濟規律辦事的科學管理的軌道上來。要改變經濟管理體制上集中過多的毛病,擴大地方和企業的權力,充分發揮地方和企業的主動性、積極性。三是從那種不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經濟技術交流的閉關自守或半閉關自守狀態,轉到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利用國外資金,大膽進入國際市場的開放政策上來。要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針的基礎上,采取各種國際上通行而又對我有利的方式,縮短我們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時間。反映這“三個轉變”思想的《一九七九、一九八○兩年經濟計劃的安排(草稿)》也被提交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
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實行改革開放的主張已經在黨內具備了思想基礎。黨中央在這方面作出重大決策的條件已經趨于成熟。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