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幫”后，在揭批“四人幫”和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中，農業生產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但由于“兩個凡是”方針的影響，農村工作中許多“左”的政策仍在延續著。全國農村許多地方繼續以批判“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名義，限制農民的自留地和農村集市貿易。中央還繼續推廣大寨以生產大隊為核算單位的做法。1977年11月，中央召開的普及大寨縣工作座談會提出：實現基本核算單位由生產隊向大隊的過渡，進一步發揮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優越性，是前進的方向，是大勢所趨，各級黨委應努力創造條件。會議還確定從1977年冬到1978年春，全國再選擇10%左右的大隊實行大隊核算。但實際上，這一要求根本無法實現，因為相當多的生產隊連簡單再生產都難以維持，又無權允許農民自己設法解決生計問題，全國尚有2.5億人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強行搞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只能是破壞生產力發展的“窮過渡”。不少同志對此深感憂慮，強烈希望能夠改變現行的農村政策。一些地方負責人開始從本地區的實際出發，對農村政策進行大膽調整。其中走在前面的是安徽和四川兩省。

1977年11月，中共安徽省委制定了《關于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主要內容是：允許生產隊根據農活特點建立不同的生產責任制，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減輕社隊和社員的負擔；落實按勞分配政策；糧食分配要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允許和鼓勵社員經營自留地、家庭副業；開放集市貿易等。文件公布后，立即在全省農村受到熱烈擁護。其中最受歡迎的一條就是“尊重生產隊自主權”。了解這一情況后，1978年2月5日，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向新華社記者談到：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實質上是個尊重實際、尊重群眾和發揚民主的大問題�！安蛔鹬厣�產隊自主權，這是我們過去農村工作中許多錯誤的根源。歷史上的教訓太深刻了！”“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是黨在農村的一項重要政策”。從此，安徽農村的撥亂反正加快了步伐。

1978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根據本省的實際，制定了《關于目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主要問題的規定》。主要內容是：將農民的自留地由占總耕地面積的7%擴大到15%；取消不準農民搞家庭副業和不準農民自銷多余產品的禁令；恢復家庭副業，開放集市貿易；實行因地制宜種植農作物的方針；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支持農民采取包產到組的形式經營土地；鼓勵發展多種經營等等。這些措施有效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四川省的農業形勢迅速好轉。

其他一些省區也在這方面作了努力。1977年底，中共甘肅省委從本省情況出發作出規定：停止“一平二調”的做法，減輕農民負擔，做到分配兌現，允許對農作物采取定額管理、包工到作業組的做法。1978年初，中共廣東省委制定《關于減輕生產隊負擔，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的意見（試行草案）》，糾正多年來普遍存在的“一平二調”做法，強調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還調整了甘蔗收購政策，恢復加價收購和獎售的辦法。7月，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根據本區實際，決定在牧區實行劃分作業組，定勞力、定質量、定工分、定草場，多勞多得、超產獎勵的生產責任制，允許社員經營家庭副業。8月，中共西藏自治區委決定：從實際出發發展畜牧業，保護草場，不準再墾草原；生產隊成立作業組，實行定產、定工、超產獎勵等制度，糾正按人頭、年齡、出身成分、政治表現評工記分的做法。上述措施都受到當地群眾普遍歡迎，調動了廣大農牧民的生產積極性。

1978年夏秋之際，安徽省遇到百年罕見的大旱，6000多萬畝農田受災，400多萬人口的地區人畜用水發生困難，秋種難以進行。面對嚴重災情，省委決定將凡是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借給社員耕種，誰種誰收，國家不征公糧，不派統購任務。這一決定立即激發起農民的抗災積極性，全省迅速超額完成了當年的秋種計劃，增加秋種面積達1000多萬畝。在實行“借地度荒”過程中，安徽肥西縣山南公社的部分社隊干部和農民群眾聯想起60年代初實行的“責任田”，索性再度搞起包產到戶。這一消息不脛而走，引起了一些干部的震驚，擔心再背上“復辟資本主義”的罪名。針對這種擔心，10月11日，萬里在省委會議上鼓勵大家：“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省委沒有決定的，只要符合客觀情況的就去辦，將來省委追認”，“各級領導處理問題都應按這個精神辦�！备鶕�萬里的意見，省委沒有像過去那樣對包產到戶馬上禁止，也沒有匆忙作出結論，而是決定先派人去實地調查。這使肥西縣的包產到戶做法受到保護，也鼓勵了省內其他地區開始進行改變生產管理方式的嘗試。此后，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又悄悄地把耕地全部分到農戶，允許各家在完成上交國家、集體的任務后，所得收成全部歸己。這種包干到戶的做法，更徹底地改變了人民公社統一經營、統一核算、統一分配的生產管理體制。這一年，安徽省不但平穩地度過災荒，而且一部分地區還取得較好收成。

在合作化以來的20多年中，農民群眾創造的包產到組、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這些經營形式曾幾起幾伏。集中的有三次，一次是1957年反右派斗爭之前，一次是1959年“反右傾”斗爭之前，一次是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之前，三次都被后來的政治運動壓了下去。但是，這些形式畢竟是適應現階段中國農村生產力發展狀況的，因而深受廣大農民的歡迎，具有頑強的生命力。這一次再度出現，既是這種頑強生命力的反映，又是突破“左”的農村政策的大膽嘗試。

1978年夏季以后，各個領域的撥亂反正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影響下，都明顯地加快了步伐，并取得一些突破性進展。這些進展同思想理論界的大討論相互啟發，相互促進，逐漸匯成一股解放思想的潮流，對“兩個凡是”的禁區形成了強大沖擊，從而加速了黨和國家歷史性轉折的實現。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