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參與領導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6月，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的向忠發在上海被捕叛變。這兩人的叛變給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領導人的安全造成極大威脅。在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中共采取果斷行動，迅速將中央機關和中央主要領導干部轉移到安全地帶或撤離上海。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來于12月底到達中央根據地的瑞金。在他們離開上海之前的9月下半月，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都已不到半數，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洛甫)、康生、陳云、盧福坦(后叛變)、李竹聲(后叛變)六人組成。博古、張聞天、盧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負總的責任。這個中央臨時領導機構，隨后得到共產國際的批準。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繼續貫徹執行“左”傾錯誤的方針。

在九一八事變后全國規模的群眾抗日救亡運動興起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本應根據國內階級關系劇烈變動的新情況，制定出正確的戰略策略，以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推動以抗日戰爭為中心的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但是，中共臨時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認為目前帝國主義反蘇聯戰爭的危險，是最主要的危險，而九一八事變則是反蘇戰爭的序幕。臨時中央雖然也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是要把中國變為它的殖民地，提出“進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戰爭來保衛中國”的正確口號，但從上述錯誤估計出發，又把“武裝保衛蘇聯”作為反對日本侵略斗爭的任務。“武裝保衛蘇聯”這個口號，極大地脫離中國的實際，很難為中國人民所接受。

臨時中央的領導者看不到日本侵略引起的中國社會階級關系的新變化，否認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主體的中間勢力的抗日要求，否認國民黨內部在抗日問題上正在發生分化。他們認為，當前形勢的特點是革命與反革命的決戰，中間勢力幫助國民黨維持它的統治，使群眾不去反對與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因而是最危險的敵人，應該以主要的力量來打擊這些妥協的反革命派。臨時中央的領導者不懂得，在抗日已開始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時，不管哪個階層、派別、集團、個人，只要主張抗日，反對不抵抗主義，就是傾向于革命的，或者至少是有利于革命的。他們堅持認為，只有堅決擁護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政權，起來推翻國民黨政權，才算是革命，因而只要是資產階級，是屬于國民黨內的派系，即使主張抗日，仍然是反革命。他們所講的統一戰線，是排斥一切上層分子、排斥一切中間勢力、只要“兵”不要“官”的所謂下層群眾的統一戰線。他們還粗暴地指責黨內注意到和承認中間勢力的抗日傾向并表示愿意與之合作的同志，是做了國民黨各派及其他各派的俘虜。

臨時中央的領導者沒有把工作的重點放在擴大抗日統一戰線和發展革命力量上，而是片面強調國民黨政權與蘇維埃政權的對立。他們認為，國民黨統治的崩潰，正在加速地進行著，紅軍和蘇維埃政權能夠立刻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他們重新提出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方針，指令根據地的紅軍采取“積極進攻的策略”，攻打中心城市；規定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第一等的任務，是用最大的力量去開展城市工人的罷工斗爭。他們在領導城市工人運動時，繼續采取冒險主義的方針，他們拒絕采用合法的形式來組織工人，開展斗爭。他們不顧客觀條件是否具備，要求山西、河南、河北、山東等地的黨組織，通過發動兵變和工農運動，創造出“北方的蘇維埃區域”，并為此于1932年6月在上海專門召開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會議通過《革命危機的增長與北方黨的任務》、《開展游擊運動與創造北方蘇區的決議》等文件。在這些文件中，臨時中央錯誤地批判所謂“北方落后論”，否認全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給北方各省黨組織規定了不切實際的立即創造北方蘇區的任務和政策。

臨時中央的領導者所采取的上述做法，使黨的力量遭到極大損失，使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陷入一片混亂之中。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