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紅四方面軍，在1931年11月發起進攻作戰，至1932年6月，先后取得了黃安、商潢、蘇家埠、潢光等四次戰役的重大勝利。但是這段時期的進攻作戰不能稱之為“進攻路線”。

紅四方面軍的四次戰役，是以張國燾為書記的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積極推行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的情況下進行的。其在軍事上的表現就是主張實行“進攻策略”或者叫做“進攻路線”。可以說“進攻策略”是一種錯誤的“左”傾冒險主義的軍事方針。1931年9月20日，王明冒險主義統治中共中央，作了《由于工農紅軍沖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的決議，認為中國革命已經出現了“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前途”，提出“在政治軍事順利的條件下，取得一兩個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9月22日，鄂豫皖中央分局作出決定：“采取進攻策略……在敵人布置三次‘圍剿’不曾完全妥當前，就使紅軍南下進攻敵人，打破三次‘圍剿’，占領一、二中心城市”。1932年1月9日，《中央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進一步認為目前黨的任務是：“為擴大蘇區、為將幾個蘇區聯系成整個一片的蘇區而斗爭，為占領幾個中心城市在一省數省首先勝利而斗爭”。可以看出，“進攻策略”就是要紅軍實行冒險的進攻，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這種方針否認敵強我弱的形勢，否認“圍剿”與反“圍剿”的長期反復，完全是一種“左”傾冒險主義的軍事方針。

但是紅四方面軍四次戰役的重大勝利并不是完全在這種錯誤的“左”傾軍事思想的指導下取得的，當然也不能稱這種進攻作戰為“進攻策略”。在一定條件下，紅軍采取進攻作戰的形式，主動出擊敵人，同“進攻策略”是兩回事，四次戰役之所以能取得勝利，也是由于戰略指導上沒有采取“進攻策略”，而采取積極防御的結果。以徐向前為總指揮的紅四方面軍總部，從鄂豫皖地區的實際情況出發，正確估計敵我力量對比，趁敵人分散防守的有利時機，依托根據地向外發展，積極主動地組織進攻作戰，集中紅軍主力，各個擊破和殲滅敵人，沒有去攻占敵人控制的中心城市，在進攻中避免了冒險主義，說明沒有執行“進攻策略”。相反，四次戰役的勝利，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進攻策略”的結果。

在國民黨反動派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遭到失敗后，緊接著發生了九一八事變，全國人民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強烈不滿，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日益尖銳，蔣介石曾一度被迫下野，致使他對鄂豫皖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的部署未能完成。紅四方面軍適時開展進攻作戰，打擊削弱敵人，發展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連續取得四次戰役的重大勝利，也制造了打破敵人第四次“圍剿”的條件。

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紅四方面軍所取得的重大勝利是采用積極防御戰略的結果，這種進攻作戰不能稱之為“進攻路線”。實踐證明，“進攻策略”是一種錯誤的“左”傾冒險主義的軍事方針，不符合中國革命的實際特點。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