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月周恩來逝世一周年前后，全國人民又一次自發地舉行各種形式的紀念活動，并強烈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北京等一些大城市出現了表達這種要求的大標語。有的單位還將1976年四五運動中流傳的詩詞搜集起來，編輯成冊，廣為散發。

黨中央注意到廣大群眾的要求，開始著手解決關于天安門事件和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問題，同時又突出強調要穩定局勢和維護毛澤東的旗幟。從1976年11月到1977年7月，北京市已將天安門事件中被拘捕的300多人全部予以釋放，但并未宣布為這一事件平反。在粉碎“四人幫”時，黨中央也認為鄧小平的問題應當正確地解決，但不能離開維護毛主席偉大旗幟這個根本立足點，因而在改善鄧小平處境的同時，又繼續提“批鄧”的口號。然而，上述做法并沒有滿足廣大干部群眾的要求，人民群眾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呼聲日益強烈。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和《解放軍報》發表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這篇社論在強調揭批“四人幫”是“當前的綱”，要“抓綱治國”的同時，公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方針（后被稱為“兩個凡是”）。由于這一方針是以當時傳達黨中央聲音的權威方式公布的，因而得到普遍宣傳。這一方針的推行，既給揭批“四人幫”劃定了界限，也使得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鄧小平恢復工作這兩個問題的解決遇到了障礙。

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會議開始時，華國鋒向各組召集人打招呼，希望大家在發言中不要觸及鄧小平出來工作和天安門事件這樣敏感的問題。但是，這兩個問題是當時人們最為關注的，也是一批老同志正準備提出的。3月13日，陳云在書面發言中談了他對天安門事件的看法，并表示：“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聽說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陳云：《粉碎“四人幫”后面臨的兩件大事》（1977年3月13日），《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頁。王震也在會上呼吁，要讓鄧小平出來工作，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他們的發言得到許多同志的贊同。但由于同“兩個凡是”的方針相抵觸，結果未能在會議簡報上刊登。

3月14日，華國鋒在會上講話時著重強調要捍衛毛澤東思想，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指出：“在揭批‘四人幫’的斗爭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根據這一指導思想，他繼續強調：“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幫’批鄧另搞一套，對鄧小平同志進行打擊、誣陷，這是他們篡黨奪權陰謀的重要組成部分”。“‘四人幫’對鄧小平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都應當推倒。”同時又提出，“我們的方針是，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多做工作，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但是要有步驟，要有一個過程”，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中央政治局的意見是，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這樣做比較適當。”對天安門事件，他仍然講是“少數反革命分子制造的反革命事件”，但同時又說：“在‘四人幫’迫害敬愛的周總理，壓制群眾進行悼念活動的情況下，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去表示自己對周恩來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關于天安門事件的“實際問題已經解決了”，希望人們“不要在天安門事件這樣一些問題上再爭論了”。

4月15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出版發行。這部選集收入毛澤東從新中國成立到1957年的著作，其中有闡述正確和比較正確的思想的重要文章，但也有不少不符合事實的和帶有“左”的錯誤內容的文章。華國鋒于5月1日發表《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一文，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說成是貫穿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的根本指導思想。中央在4月7日發出的關于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決定中也強調：“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主席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上最偉大的貢獻，就是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于是，這個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被規定為學習和宣傳《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重點內容。

“兩個凡是”方針的提出在黨內和全國人民中引發了一些議論，人們不能不思考這樣的問題：到底應該用什么樣的態度對待毛澤東思想，對待毛澤東的決策和指示？許多同志表示不能贊同“兩個凡是”。鄧小平也向一些同志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這年2月和4月，他同前來看望他的一些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明確指出：“‘兩個凡是’不行”，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4月10日，他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并轉黨中央，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5月3日，黨中央轉發這封信后,“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很快得到黨內許多干部的擁護，成為委婉地抵制“兩個凡是”的思想武器。

5月24日，鄧小平在同中央兩位同志談話時，又一次批評了“兩個凡是”。針對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講話中既肯定“批鄧是必要的”，又同意讓鄧小平出來工作；既認定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又承認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舉行悼念活動是“合乎情理”的這種矛盾狀況，他指出：“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毛澤東同志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我們要高舉旗幟，就是要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系。”

鄧小平提出“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進一步鼓舞了許多干部和理論工作者，促使人們開始比較直接地批判某些主要的“左”傾理論觀點。經濟理論界從1977年2月開展的關于按勞分配和“資產階級法權”等問題的討論，在4月以后逐步擴大規模，集中討論了按勞分配和“資產階級法權”、政治和經濟、革命和生產等問題。10月底至11月初舉行的按勞分配問題討論會，已有全國20多個省市區的800多人參加，100多人發言，集中批判了把按勞分配說成是“產生資產階級法權的經濟基礎”、把發展生產說成是所謂“唯生產力論”等謬論。《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選載了一批討論文章，把討論推向了社會。

鄧小平和華國鋒都對這場討論表示了明確的支持。8月3日，鄧小平在同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談話時，肯定了他們組織撰寫的《評“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一書，認為“基本上是寫得好的，站得住”。在談到按勞分配問題時，他說：“應該有適當的物質鼓勵，少勞少得，多勞多得”，“說按勞分配產生資產階級。這根本不行。”華國鋒的態度也很明朗。他在11月9日聽取冶金部匯報時說：“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按勞分配沒有錯”。“我們戰爭時期是靠覺悟，但不能根據這一點就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而采取平均分配的辦法”。

在此之前，1977年3月3日至16日，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還明確肯定，1975年鄧小平主持全面整頓期間有關部門起草的《關于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關于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和《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是三篇好文稿，并揭露了“四人幫”把它們誣蔑成“三株大毒草”的陰謀。6月至7月，中國科學院理論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國家計委相繼發表文章，對三篇文稿在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受到的誣蔑逐一進行了駁斥。

1977年9月前后，為紀念毛澤東逝世一周年，一些老革命家紛紛發表講話或撰寫紀念文章，宣傳毛澤東倡導的黨的優良傳統和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實質。陳云發表《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徐向前發表《永遠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聶榮臻發表《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等文章，都重點論述了堅持實事求是的必要性，呼吁恢復黨的優良傳統。

中央黨校在胡耀邦主持工作后，立即出現了對一些根本性的理論問題敢于探討的風氣。胡耀邦明確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幫”搞顛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論是非、路線是非再顛倒過來。1977年7月，他精心指導和創辦了一份供省、軍級以上領導干部和理論工作部門參閱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該刊創刊第一期發表的文章，就以《“繼續革命”問題的探討》為題，對仍被視為不容置疑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提出了不同意見。之后，《理論動態》繼續就一些重大問題組織文章，為澄清多年來存在的理論混亂，新辟了一個活躍的陣地。

思想理論界的上述努力，不同程度地抵制了“兩個凡是”方針。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盡管遇到嚴重障礙，但畢竟邁出了前進的步伐。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