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事件以后，“四人幫”利用毛澤東病重、對外界情形知之甚少的狀況，將“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進一步升級，以更大的規模和聲勢在全國強行展開。

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８日，《人民日報》發表“梁效”的文章《鄧小平與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認為天安門事件“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尖銳斗爭的一個突出表現，是黨內資產階級反革命猙獰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文章公開點名批判鄧小平，說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已經成為資產階級的頭面人物”，“成為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主要力量”。此后，報刊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批鄧”文章，反復宣傳“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江青等人在宣傳這一論點時特別強調：“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他們一再揚言：“走資派還在走”是長期的歷史現象，“還有穿軍裝，戴帽徽、領章的走資派”，“是中央一級的大官”，“走資派不是幾個人，而是一層人”等。王洪文公開鼓動：領導層要追下去。該抓就抓，該批就批，該斗就斗。要“趁這個機會打翻身仗”，“要抓大官，抓上線。”

在江青等人層層揪“走資派”的過程中，一年前領導整頓的從中央到地方的大批黨政軍領導干部再次受到批判。萬里、張愛萍、胡耀邦、周榮鑫被說成是鄧小平的“四大金剛”、“黑干將”，成為“四人幫”在各單位“上掛下聯”，進行批判的重點人物。周榮鑫先后被批斗50余次，在連續遭批斗的情況下，因心臟病發作而昏倒在批斗現場，以致去世。各部門、各地區積極貫徹整頓精神的領導干部，有的被關押揪斗，有的被撤職降薪，有的被開除黨籍。在整頓中被撤職的造反派頭頭重新受到重用。他們中的一些人被接到北京，受到“四人幫”的接見。這些人回到地方后，公然煽動再次奪權，組織造反派搞游行示威，沖擊領導機關，揪斗領導干部，搶奪公章和武器裝備，致使一些地區派性斗爭再起。

為了推動“批鄧”，４月，江青等人將1975年鄧小平的多篇講話，以及所謂“三株大毒草”，即《關于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關于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和《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說成是“鄧小平修正主義綱領的產物”，下發到基層單位開展群眾性批判。８月，他們大量印發三個小冊子，總數達幾千萬份，結果卻適得其反。鄧小平關于全面整頓的正確主張在干部群眾中更廣泛地傳播開來。人們對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堅持整頓，“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鄧小平的黨性和人格，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信任。廣大干部和群眾更加厭惡“文化大革命”，更加看出“四人幫”禍國殃民的真面目。“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加速了“文化大革命”走向終結。

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沖擊下，許多地區交通堵塞，大批工礦企業的生產秩序再度混亂，計劃指標無法完成。1976年１月至５月，全國鋼欠產123萬噸，化肥、棉紗等其他主要工業產品也大量欠產，市場減少供應商品14億元，財政減收20億元。從全年看，鋼產量只完成2046萬噸，僅達到計劃數的79%，低于1971年的水平。這使從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６年連續3年計劃拿下2600萬噸鋼的指標，第三次落了空。全國工交、商業的企業虧損額達１１３億元，糧食的虧損額達５０億元，而當年的財政收入不過776.6億元。作為國家重要工業基地的上海市，１９７６年的工業設備完好率只有６０%左右；作為國民經濟命脈的鐵路運輸則有10多條干線經常不通暢，1976年比計劃少運４６００多萬噸物資。僅鄭州鐵路局一年就發生１２起全局性大堵塞，使京廣線處于半癱瘓狀態，全年少運煤炭近１１００萬噸，造成１２個省市缺煤少電，相當一批工廠停工停產，影響擴及半個中國。農村情況也很嚴重。到１９７６年，過去一直提供商品糧較多的四川、黑龍江、吉林、廣東、江西等省，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有的已調不出糧食。以“天府之國”著稱的產糧大省四川竟也需要國家大量返銷糧食。１９７６年全國人均糧食消費量只有３８０.５６斤，比１９５２年的３９５.３４斤的水平還低。這表明，“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造成極左思潮泛濫，國民經濟再次跌入谷底。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