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文化大革命”破壞性后果的不斷暴露，黨內外抵制“左”傾錯誤、反對江青集團的力量不斷發展。1976年清明節前后，人民群眾對“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的強烈不滿，通過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支持鄧小平所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的強大抗議運動公開表現出來。

在1976年１月間人民群眾痛悼周恩來逝世時，“四人幫”等人以簡化治喪禮儀為名，作出種種規定壓制和阻撓人民群眾的悼念活動。除了禁止自發的悼念活動外，還控制輿論工具不準報道人民群眾的悼念活動，加緊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宣傳。

１月１４日，是舉行周恩來追悼大會的前一天，《人民日報》卻在頭版頭條刊出《大辯論帶來大變化》的專題報道，開頭一句便說：“近來，全國人民都在關心著清華大學關于教育革命的大辯論�！辈⑻岢觥扒迦A大學這場斗爭得到全國人民的廣泛支持”。這篇文章的發表，公然強奸民意，破壞悼念的氣氛，激起群眾的強烈義憤，有些讀者把報紙撕得粉碎。質問、抗議的電話、電報紛紛打向報社。

２月１３日，“四人幫”的寫作班子又在《光明日報》發表《孔丘之憂》一文，說什么“讓舊制度的‘哭喪婦’抱著孔丘的骷髏去憂心如焚，呼天號地吧”，把攻擊的矛頭直指悼念周恩來的廣大群眾。人民群眾怒不可遏。3月5日，一些群眾發現，上海《文匯報》在刊登新華社一篇關于學習雷鋒的新聞稿時，刪去了稿中原有的周恩來關于學習雷鋒的題詞，于是，責問的電話不斷打向文匯報社。3月25日，一些群眾注意到，《文匯報》頭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出現了“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臺”的語句。憤怒的群眾認為，受“四人幫”控制的《文匯報》再次把矛頭指向了周恩來，是存心反對周恩來和鄧小平。

這些接連發生的事件，使人們胸中積蓄已久的愛與恨終于像火山熔巖一樣迸發出來。3月28日，南京大學的400多名師生抬著周恩來的遺像和花圈，前往周恩來曾經居住過的梅園新村舉行悼念活動。接著，來自工廠、機關、學校的成千上萬的人抬著花圈，走向梅園新村和雨花臺。連續幾日，人民群眾自發舉行悼念周恩來的游行、集會，貼出“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強烈要求清查《文匯報》‘三五’‘三二五’惡毒攻擊周恩來事件”、“打倒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張春橋”等大幅標語，并將標語刷在南來北往的列車上，把南京人民已經起來公開斗爭的信息傳向四方。

南京群眾的抗議行動引起“四人幫”的警覺和不安。3月30日，王洪文對他們的幫派骨干說：“南京事件的性質是對著中央的”，“那些貼大字報的是為反革命復辟造輿論”。姚文元說：“南京事件會很快影響到北京，你們要注意一下北京的情況�！�

南京群眾的抗議行動被強制壓了下去。但是，人們并沒有屈服。南京街頭再次出現了“同打著白旗反對周總理的人血戰到底！”等大標語。3月下旬起，北京、杭州、鄭州、西安、太原等城市的群眾也沖破“四人幫”的阻力，利用清明節的祭祀習俗，廣泛舉行悼念周恩來的活動。

在北京，首都群眾對于“四人幫”的行徑早就義憤填膺。從３月底開始，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放滿了花圈、花籃，張貼著數不清的詩詞、悼文和傳單。成千上萬的人從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門廣場，舉行聲勢浩大的悼念活動。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人們高唱《國際歌》，高聲朗誦詩文，發表演說。這些詩文的作者絕大多數是普通的工人、農民、戰士、干部和學生，盡管素不相識，也沒有統一的組織，但是，他們共同表達出了鮮明的愛憎和驚天地、泣鬼神的戰斗精神。

人民群眾在清明節前自發悼念周恩來的活動，引起“四人幫”的恐懼和仇視。他們利用輿論工具極力歪曲事實，阻撓群眾悼念周恩來的活動。４月１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認為南京有人借故鬧事，干擾“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同日，中共中央電話通知各地，說：“南京出現了矛頭指向中央領導同志的大字報、大標語，這是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轉移批鄧大方向的政治事件。”通知要求各地領導機關“警惕別有用心的人借機擴大事態，進行搗亂、破壞”，“對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劃人，要徹底追查”。同時，北京市各單位普遍傳達姚文元的話說：“清明節是鬼節”、“送花圈是四舊”，不讓群眾去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

這些壓制群眾正義行動的措施受到人民群眾的抵制。４月４日清明節這一天，天安門廣場的悼念活動達到高潮。北京和外地來京的群眾，不顧一再重申的禁令，前往天安門廣場的達200多萬人次。“丙辰清明，淚雨悲風。英雄碑前，萬眾云涌�！彼突ㄈΦ年犖榫d延不斷，聲勢浩大。整個廣場出現了共和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花山詩�！�。人們在各種形式的悼念活動中慷慨陳詞。“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杰，揚眉劍出鞘�！边@首有代表性的詩矛頭直指江青、張春橋等人。人們高喊“打倒野心家、陰謀家”等口號，出現了一人振臂，萬人應和的震天動地的場面。

人民群眾在痛悼周恩來、怒斥“四人幫”的同時，還喊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時代最強音。有一首張貼在天安門廣場的詩寫道：“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我們信仰馬列主義。讓那些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見鬼去吧!”“總理遺志我們繼承，‘四個現代化’實現日，我們一定要設酒重祭。”這篇檄文莊嚴地表達了人民群眾要求把中國建設成現代化強國，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把思想從“四人幫”實行的封建專制主義的禁錮中解放出來的心聲。在“文化大革命”已經持續近十年的時候，這呼聲預示著新的歷史時期將要來臨。

4月4日這一天，南京的梅園新村和雨花臺、鄭州的二七紀念塔、杭州的西子湖邊、西安古城的鐘樓下……都出現了群眾自發悼念周總理的活動高潮。各地群眾表達著一個共同的心聲：悼念人民的好總理，聲討萬惡的“四人幫”。

４月４日晚，華國鋒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未參加），討論連日來天安門廣場事態的發展。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把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情定為反革命事件，認為它干擾了當時運動的大方向。會議決定：清明已過，在當晚開始清理天安門廣場的花圈和標語；布置民兵和公安人員圍住人民英雄紀念碑，阻止群眾再去送花圈和集會；調動衛戍部隊“在二線準備”。毛遠新將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的情況和決定寫成書面報告，毛澤東圈閱了這份報告。

４月５日凌晨，廣大群眾繼續涌向天安門廣場。可是，天安門廣場所有的花圈、詩詞、挽聯都已不見蹤影，一些自愿徹夜守衛花圈的群眾也已被帶走，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布上了三道戒備森嚴的封鎖線。人們看到這種情形，異常氣憤。上午，數萬群眾聚集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高呼：“還我花圈，還我戰友！”“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一部分人同民兵、警察、部隊戰士發生嚴重沖突。下午，位于天安門廣場東南角的“工人民兵指揮部”小樓起火，群眾和民兵、警察都有受傷者。當晚６時25分，天安門廣場的高音喇叭開始播放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吳德的廣播講話，稱：“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要求“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這個講話在天安門廣場反復播送，多數群眾逐漸離開。晚上９時30分，一萬多民兵和警察奉命手持木棍進入廣場，驅趕和逮捕滯留在廣場的群眾。從３月底到４月５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人民群眾大規模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支持鄧小平的事件，被稱作天安門事件。這一時期在全國各地發生的人民群眾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支持鄧小平的活動，被統稱為四五運動。

４月１日至６日，“四人幫”通過其在人民日報社的心腹，以掐頭去尾、歪曲真相等手法，編寫情況反映，千方百計地把天安門事件說成反革命事件。４月６日凌晨，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在聽取北京市委的匯報后，認定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暴亂性質”，指示公安部門“要揪出司令部”。４月７日，毛遠新兩次向毛澤東匯報情況。在這期間，毛澤東的病情更加嚴重。聽了毛遠新的匯報后，毛澤東同意公開發表《人民日報》記者關于天安門事件的所謂“現場報道”。這篇由姚文元組織編寫的“現場報道”，誣陷廣大群眾悼念周恩來是“反革命活動”；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妄圖扭轉當前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斗爭的大方向”。毛澤東據此提議，撤銷鄧小平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后效，待十屆三中全會審議批準。這一關于天安門事件性質的認定和撤銷鄧小平職務的決定，是完全錯誤的。不過，在撤銷鄧小平的職務時，毛澤東保留了鄧小平的黨籍，并托付汪東興對鄧小平采取措施加以保護。

４月７日晚，中央政治局開會，通過了兩個決議：一是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二是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決定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第二天，中共中央電話通知各省、市、自治區，立即召開群眾大會宣讀中央的決定，進一步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以天安門事件為中心的抗議運動，是人民群眾反對“四人幫”倒行逆施的集中表現。它的實質是擁護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在這次抗議運動中，人民群眾對“文化大革命”的抵制、對周恩來和鄧小平的擁護以及對“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憎惡集中地爆發出來。以天安門事件為中心的全國性抗議運動鮮明地表現了人心的向背。盡管當時的報刊廣播竭力宣傳“反擊右傾翻案風”，但是，人們不僅不理會這種宣傳，反而對這種輿論進行尖銳抨擊。

這次抗議運動中的許多積極分子是青年知識分子、工人、市民、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參加了紅衛兵組織。經過近十年社會現實的教育，他們開始對許多重大政治問題的是非有所醒悟，把黨和國家的前途與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聯系在一起，表達出希望結束“文化大革命”、發展經濟、建設國家的強烈愿望。這次抗議運動雖然被壓制下去了，但是，它為后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偉大的群眾基礎。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