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是在共產國際全盤否定三中全會的情況下，由米夫等人直接扶植王明“左”傾教條宗派集團取得中共中央領導地位的一次會議，也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統治中共中央、全面推行國際路線的開始。

共產國際利用它對各國黨可以發號施令的“特權”，對中國共產黨百般干預，進行了一系列違反馬列主義原則的活動，從而為王明上臺創造了必要的政治和組織上的條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全盤否定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后的中央領導，為王明上臺掃清道路。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根據共產國際七月指示精神，對糾正立三“左”傾冒險主義及其在全國的推行是起了積極作用的，但在試驗三個月后，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卻一反常態的把以李立三為首的中央的錯誤說成是與共產國際“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線”，并把犯了“調和主義”錯誤的罪名強加給三中全會。

第二，對王明備加稱贊，委以重任，為扶植王明上臺做組織上和輿論上的準備。共產國際在嚴厲指責三中全會、批判瞿秋白的同時，對王明卻備加稱贊，稱贊他們是中國共產黨的一些“知道列寧主義”和懂得“布爾塞維克的理論和實踐”，并能“為國際路線而斗爭”的“很好的同志”。指責中國共產黨對于這樣“好的同志”沒有讓參加中央的“領導工作”，完全是由于“小團體利益妨礙”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6日通過了《關于取消陳韶玉、秦邦憲、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處分問題的決議》。接著，又委派王明以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的重要職務。從而為王明取得中共中央領導地位，在組織上和輿論上做了準備。

第三，王明根據共產國際十月來信的基調，修正和趕寫《兩條路線的斗爭》的小冊子，提出了推行共產國際路線的綱領，為他取得中央領導地位撈取了重要“政治資本”。王明在《兩條路線的斗爭》的小冊子中，搶先提出了“反對調和主義”的口號，按照共產國際的基調，全面系統的批判了立三路線，指責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犯了所謂“調和主義”的錯誤，進而提出了改組政治局的要求。同時，還要求中共中央公布他們反對立三錯誤的政治意見書。可見，王明匆忙的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夕拋出他的小冊子，一方面是為了把自己打扮成為反立三錯誤的“英雄”；另一方面，也是顯示他是堅決站在“國際路線”上，“為國際路線而斗爭”的“百分之百布爾塞維克”。而這在共產國際眼里正是衡量是與非、正確與錯誤的最基本的標準。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舉行。為了保證會議的安全，經共產國際批準，會議在連續開了17個多小時后即宣告結束。出席這次會議的共37人，其中有中共中央委員、候補委員22人，各地區各部門及工作人員15人。會上由周恩來代表政治局提出了一個改選政治局的候選人名單。這個名單是由政治局與共產國際遠東局共同商定的，實際上是共產國際的意見，所以被稱為國際名單。通過對候選人名單的表決，結果多數人贊成國際名單，這樣就按國際名單進行了選舉。選舉結果，犯了“左”傾錯誤的李立三和所謂實行“調和主義”的瞿秋白都退出了政治局，羅章龍也沒有進入政治局，而原來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卻進入了政治局，并實際上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

因此，黨的六屆四中全會是王明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取得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的一次會議。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