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后，全國形勢急轉直下。就在社會再次陷入混亂時，一件令廣大干部群眾深切悲痛的事情發生了。1976年１月８日，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創建人之一周恩來逝世。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擔任政府總理長達26年。“文化大革命”中，他處于非常困難的地位，但仍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維持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盡量減少動亂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黨內外干部，作了不懈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反革命集團和“四人幫”禍國殃民的行為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他因對中華民族和世界進步事業的杰出貢獻贏得舉世尊敬，更以“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受到萬眾愛戴。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巨大悲痛，也進一步加深了人們對國家前途的擔憂。

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1月10日、11日是向周恩來遺體告別的日子。12日、13日、14日舉行吊唁儀式。在悼念周恩來的日子里，世界各國各界人士的唁電雪片般飛來，天安門廣場上日日夜夜匯集著前來哀悼的群眾。在刻有周恩來書寫碑文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下，層層疊疊地擺放著花圈，蒼松翠柏上系滿了白花。１１日下午，為周恩來靈車送行時，百萬群眾扶老攜幼，冒著凜冽的寒風久久佇立在十里長街兩側，不忍離去。１５日，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各界群眾代表5000多人，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追悼周恩來大會，由仍是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致悼詞。他概述了周恩來的卓越功勛，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學習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質。這是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后，鄧小平最后一次公開露面。

1月20日，鄧小平再次致信毛澤東，提請“解除我擔負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責任”。毛澤東表示：“小平工作問題以后再議。我意可以減少工作，但不脫離工作，即不應一棍子打死。”此后，鄧小平不再主持中央工作。

1月28日，毛澤東提議由華國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２月２日，黨中央發出通知，決定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從這時起，華國鋒同時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華國鋒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一直在湖南做地方工作，1971年調國務院工作，是黨的九屆、十屆中央委員和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在1975年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中央還決定，“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實際上，當時葉劍英身體并無大礙。這些決定反映了毛澤東既對鄧小平、葉劍英這樣的老同志不放心，但又不愿把黨、政、軍大權完全交給“四人幫”的矛盾心態。

江青等人對毛澤東決定由華國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極為不滿。他們已著手準備在打倒鄧小平之后，由王洪文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張春橋主持國務院工作。周恩來逝世后不久，在他們控制的上海曾出現“要求”張春橋當總理的大標語，受到毛澤東的批評。1月下旬，王洪文還私自準備好一篇在中央打招呼會議上的講話稿，打算以中央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會上作報告，也因毛澤東1月28日的提議而落空。毛澤東在關系黨和國家前途的關鍵時刻，沒有把最高領導權交給“四人幫”，又一次使“四人幫”篡奪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受到極大的限制和沉重的打擊。這對于黨后來能夠順利地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經毛澤東批準，從2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繼續打招呼”。會議傳達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指導性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并部署各地各部門的運動�！睹�主席重要指示》匯集了毛澤東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１月的多次談話要點。在這些談話中，毛澤東再次重申“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并說：“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階級斗爭嘛�！薄芭f的資產階級不是還存在嗎？大量的小資產階級不是大家都看見了嗎？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不是都在嗎？小生產的影響，貪污腐化、投機倒把不是到處都有嗎？劉、林等反黨集團不是令人驚心動魄嗎？”他認為一些老干部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是因為“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白髁舜蠊倭�，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他還說：“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泵珴蓶|重申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是“三七開”，認為“三分錯誤”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他還說：小平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斗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同時認為：“他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這些談話進一步發展了關于“黨內走資派”的觀點，繼續維護“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對鄧小平和以他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進行錯誤的批判。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華國鋒在會上宣布，當前，就是要搞好“批鄧”，批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錯誤路線；同時要求“不要層層揪鄧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強調“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但是，不斷開展政治運動的觀點已經很難再為廣大干部和群眾所接受。大多數地區和單位對“批鄧”反映冷淡，明顯表現出反感和抵觸。

為了“幫助各省領導思想上轉好彎”，３月３日，中央印發毛澤東關于“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談話，同時轉發華國鋒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芭�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全國強行展開。

“四人幫”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鼓吹者和積極推動者。自1975年１１月下旬打招呼會議開始，他們直接控制的寫作班子就在報刊上發表大量文章，對１９７５年的整頓工作進行全面攻擊和否定。同年１２月１日，《紅旗》雜志第十二期發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兩校大批判組撰寫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接著，又發出《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堅持文藝革命，反擊右傾翻案風》等文章。他們攻擊１９７５年的整頓是“要全面復辟資本主義”，是“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和唯生產力論”。他們提出：“寧要一個沒有文化的勞動者，而不要一個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1976年３月２日，江青擅自召集十二個省、自治區的負責人開會，借印發的關于所謂“風慶”輪問題的材料，攻擊鄧小平是“大漢奸”，“代表買辦、地主資產階級”，是“國際資本家的代理人”。張春橋也多次誣蔑鄧小平是“壟斷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對內搞修正主義，對外搞投降主義”。“四人幫”的這些言論充分暴露了他們寧要社會混亂、經濟停滯、國家貧窮，而無視人民渴求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國家富強的丑惡本質。

江青等人對鄧小平的全盤否定，引起毛澤東不滿。他對江青3月2日講話作出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單獨召集十二省講話。”他認為這個講話是不對的，并阻止江青要求印發“風慶”輪問題的材料。

“四人幫”大力鼓吹“反擊右傾翻案風”，包藏著他們企圖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野心。江青在十二省、自治區會議上說：“有人寫信給林彪說我是武則天，有人又說是呂后。我也不勝榮幸之至。”她還說：“誹謗武則天，誹謗呂后，誹謗我，目的是誹謗主席嘛。”

江青、張春橋等人把老干部視為他們奪取最高領導權的障礙，提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荒謬公式，不遺余力地宣傳“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他們先后在報刊發表《黨內確有資產階級》、《走資派就是黨內的資產階級》等文章，在多種場合宣稱：“黨內資產階級在黨內形成一股政治勢力，從廣度上不是幾個人，是一批人”，“從深度上來看，從中央到地方，從幕前到幕后”。江青說：老干部的百分之七十五都是民主派，民主派發展到走資派是客觀的必然規律。張春橋對上海的幫派骨干提出：要研究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研究現在的階級關系；顛覆政權的不是老資產階級，而是“黨內走資派”。

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浪潮高漲時，仍有許多干部群眾堅定地擁護鄧小平等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受到了廣泛抵制。１９７６年１月至３月，福州、武漢、太原、鄭州、長沙、杭州等城市先后出現批判“四人幫”的傳單和大字報，在社會上迅速流傳。這些傳單和大字報歷數“四人幫”的罪狀，提出“反對江青”、“反對張春橋”、“反對姚文元”，指出他們是“一小撮假馬克思主義分子”，呼吁“全國人民緊急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向叛徒、野心家、陰謀家張春橋、江青、姚文元之流進行堅決斗爭”。還有大字報針對“四人幫”把實現四個現代化誣蔑為“修正主義綱領”、“資本主義化”的謬論，大聲疾呼：現在“我國正處于一個重要的歷史發展時期”，“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是“中國人民的最大利益和最根本的利益”。這些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表達的呼聲，反映出黨內外對“文化大革命”的懷疑和不滿日漸加深，并集中體現為對鄧小平領導的整頓的支持。只待時機成熟，這種受到壓抑的意志就將轉化為強大的群眾力量，急速強烈地表現出來。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