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下半年，中、美、蘇三方關系處在一個非常復雜微妙的階段。中國領導人一邊醞釀新的戰(zhàn)略構思，一邊耐心觀察美蘇的動向。美國尼克松政府有了一個走向中國的概念，但尚不知如何著手。當時，美蘇兩國正準備舉行高級會談，但雙方在限制戰(zhàn)略武器和歐洲安全等問題上意見分歧，遲遲不能達成原則協(xié)議。這時，蘇聯(lián)對正在醞釀的中美接近十分敏感，尤其擔心美國利用中蘇矛盾來打破蘇美戰(zhàn)略平衡。

按照周恩來和柯西金北京會談達成的協(xié)議，10月20日，中蘇副外長在北京重開邊界談判，兩國新任大使也分別到任。雖然蘇聯(lián)并不打算從根本上改變向中國施加壓力的政策，但自珍寶島事件后極度緊張的中蘇關系畢竟有所緩和。這對美國造成了很大壓力，尼克松政府隨即加快調整對華政策的步伐。就在這個月，美國通過巴基斯坦通知中國，美國將停派驅逐艦到臺灣海峽巡邏。12月3日，美國駐波蘭大使在華沙參觀南斯拉夫時裝展覽會時，追上中國駐波使館的外交官，表示他想會見中國代辦，說尼克松要同中國進行“重大的具體的會談”。當晚，周恩來看到駐波使館發(fā)來的電報，他立即向毛澤東報告，并說：“找著門道了，可以敲門了，拿著敲門磚了。”

經過幾個月的試探，中美雙方都越來越清楚地表明了改善關系的意愿。在這種情況下，1970年1月20日和2月20日，中美兩國代表在華沙舉行第一百三十五次和一百三十六次大使級會談，并取得重要進展。在會談中，美方代表表示：美國政府愿意改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系。美國不謀求“參加針對中國的與蘇聯(lián)共同主宰世界的謀劃”，也不支持“勃列日涅夫主義”。在臺灣問題上，美國有協(xié)助保衛(wèi)臺灣和澎湖的義務，但不妨礙中國的雙方達成任何和平解決辦法；隨著亞洲和平和穩(wěn)定的增長，美國將削減現(xiàn)在在臺灣的軍事設施。美國政府還愿討論中美之間的全部雙邊問題，并愿意討論一項聯(lián)合宣言，肯定兩國政府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美國政府準備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談，也愿在華盛頓接待中國代表。中方代表重申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一貫立場，同時表示愿意討論美方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的任何有助于緩和中美之間緊張局勢、根本改善兩國關系的意見和建議。如果美國政府愿意派部長級代表或總統(tǒng)特使到北京進一步探討中美關系的根本原則問題，中國愿予接待。3月21日，中國收到美國通過巴基斯坦領導人傳來的口信：尼克松“準備開辟一條白宮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周恩來閱后批道：“尼克松想采取對巴黎談判辦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觸。”

然而，就在這時，中美接近的勢頭由于美國軍隊入侵柬埔寨而受挫。基于反對侵略擴張的一貫立場，毛澤東于5月20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大型群眾集會上發(fā)表聲明，強烈譴責美國的侵略行徑，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直到當年6月底美軍撤出柬埔寨，中美接近的過程才重新啟動。

1970年7月10日，美國媒體報道說，尼克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他贊成在外交上承認中國。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并讓他站在身邊一起檢閱國慶游行隊伍。12月18日，毛澤東在與斯諾的談話中說：“如果尼克松愿意來，我愿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在毛澤東同斯諾談話前不久，美中雙方已通過其他渠道加快了相互接近的步伐。10月下旬，尼克松先后通過巴基斯坦總統(tǒng)葉海亞·汗和羅馬尼亞總統(tǒng)齊奧塞斯庫向中方傳話，希望派特使秘密訪華。周恩來于11月中旬作出答復，同意美國特使前來商談解決臺灣這個關鍵問題的辦法。

1971年3月末至4月初，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為中美正在醞釀的兩國關系的突破提供了意外的機會。比賽期間，美國乒乓球隊幾次表示，希望在世乒賽結束后能訪問中國。消息傳回國內，毛澤東幾經考慮，在世乒賽的最后一天作出了一個不同凡響的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以中美人民之間的交往作為打開兩國官方關系的序幕。消息一經傳出，立即引起轟動。4月10日，美國乒乓球代表團抵達北京。這就是當時被人們譽為“小球轉動大球”的“乒乓外交”，它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促進了中美關系的發(fā)展和世界形勢的變化。

4月21日，周恩來通過巴基斯坦總統(tǒng)葉海亞·汗向尼克松總統(tǒng)傳達口信：“要從根本上恢復中美兩國關系，必須從中國的臺灣和臺灣海峽地區(qū)撤走美國一切武裝力量。而解決這一關鍵問題，只有通過高級領導人直接商談，才能找到辦法。因此，中國政府重申，愿意公開接待美國總統(tǒng)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國國務卿甚至美國總統(tǒng)本人來北京直接商談。”尼克松于5月中旬答復說，他準備在北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諸位領導人進行直接交談，雙方都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關心的問題。尼克松并提議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來總理或者另一位適當的中國高級官員舉行一次秘密的預備性會議。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