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至２８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共１２４９人，當時全國有２８００萬黨員。大會的議程有三項：周恩來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王洪文代表中央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并向大會提出《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選舉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

黨的十大是由于林彪事件的發生而提前召開的。十大的籌備工作沒有經過黨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只是在１９７３年５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確定了修改黨章的原則和方法，以及十大代表的產生辦法。十大代表不是由省級黨的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選舉產生，而是通過“協商”，由黨委擴大會議選舉產生。這就為江青集團的骨干分子、幫派體系骨干搞政治投機提供了便利條件。為準備十大的召開，中央專案組于７月１０日將《關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報黨中央，建議永遠開除林彪、陳伯達等人的黨籍。８月２０日，黨中央批準了《審查報告》。

８月２４日，毛澤東主持召開黨的十大第一次全體會議。周恩來向大會宣讀的政治報告是張春橋主持起草的。報告繼續肯定九大路線，肯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肯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對于林彪集團，報告認為：“林彪這個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在我們黨內不是經營了十幾年，而是幾十年，他有一個發展過程和暴露過程，我們對他也有一個認識過程”；預言“林彪反黨集團的垮臺，并不是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結束”，這樣的斗爭“還會出現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政治報告關于國內任務的提法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努力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要繼續搞好批林整風”，“要重視上層建筑領域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階級斗爭”。報告沒有正確地分析林彪事件發生的原因，總結必要的教訓，卻把批判林彪的“極右實質”列為首要任務。這樣的“左”傾錯誤指導方針，只能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壞性的后果愈來愈嚴重。

王洪文向大會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說黨章“修改草案和九大黨章比較，主要是充實了兩條路線斗爭經驗的內容”；強調“全黨同志都要十分注意路線問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還把“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認定為“客觀規律”。黨章修改草案增寫了“文化大革命”“今后還要進行多次”的內容。這個黨章修改草案的基本精神與九大通過的黨章是一致的，都是“左”傾指導思想的產物。

８月２８日，大會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和修改黨章的報告，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選出１９５名中央委員和１２４名候補中央委員，組成第十屆中央委員會。８月３０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中央領導機構。選舉結果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員（按姓氏筆畫為序）：毛澤東、王洪文、韋國清、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李先念、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姚文元、康生、董必武。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吳桂賢、蘇振華、倪志福、賽福鼎。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中央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外，還有朱德、張春橋、董必武。

十大選舉的結果，在有限程度內反映了近兩年來批判極左思潮、落實干部政策的積極成果。一批久經考驗的、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受到打擊和排斥的老干部，如鄧小平、王稼祥、譚震林、烏蘭夫、李井泉、李葆華、廖承志等被選進中央委員會。但是，這時黨還不可能從林彪事件中汲取更深刻的教訓，沒有認識到，從根本上看，林彪反革命集團是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指導思想和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的結果，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按照毛澤東從工人、農民中選拔一批人進入中央領導班子的部署，王洪文、陳永貴、吳桂賢等進入中央政治局，其中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被選為中央副主席，地位僅居于周恩來之后。江青集團重要成員都進入中央政治局。江青與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從此結成“四人幫”宗派集團。這時，周恩來已被發現患了癌癥。在周恩來病重期間，中央日常工作一度由王洪文主持。

從總的方面看，在極左思潮再次抬頭的背景下，黨的十大不論是在思想路線、政治路線還是在組織路線上，都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