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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和整頓國民經濟

作者:    發布時間:2013-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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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國民經濟剛剛開始恢復,但在不少企業里,無政府主義思潮仍很嚴重,紀律廢弛,管理混亂,生產設備失修,知識分子受歧視,各級領導對抓生產疑慮重重。這些問題已經成為1970年出現的經濟建設高潮的嚴重障礙。正因為如此,周恩來等在這一階段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首先集中表現在落實黨的經濟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而且從一開始就與對國民經濟的整頓密切相聯。

從1969年底到1971年初,為整頓紀律,恢復秩序,批判極左思潮并進行生產動員,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國務院及其所屬各部委召開了一系列專業會議。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里,國務院各種專業會議之多、之密集,為新中國建設史上所少見。這些會議在不同程度上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第一階段肆虐橫行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強調落實政策和恢復、發展生產,提出了近期或中期生產、工作規劃,扭轉了一些行業生產連續下滑的局面,揭開了1972年整頓的序幕。

九一三事件后,在1971年12月至1972年2月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上,周恩來指出,現在我們的企業亂得很,要整頓,首次提出了整頓的任務。會議紀要強調加強統一計劃,整頓企業管理,落實黨對干部、工人、技術人員的政策,反對無政府主義,把產品質量放到第一位。在企業管理上,明確規定要恢復和健全崗位責任、考勤、技術操作規程、質量檢驗、設備管理和維修、安全生產、經濟核算等七項制度,要抓好產量、品種、質量、原材料燃料動力消耗、勞動生產率、成本、利潤等七項指標。這個文件反映了廣大干部群眾迫切要求恢復和發展生產、糾正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的強烈愿望。會議紀要經周恩來主持討論定稿后,張春橋卻說“文件長了,不好發”。張春橋還反對批“空頭政治”,聲稱批“空頭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紀要雖因張春橋的反對未能在會上通過,但其基本精神卻由與會代表廣為傳播,對恢復和發展生產起了推動作用。

1972年5月,《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提出社會主義的企業管理需要合理的規章制度。多數省市的企業先后展開與反對無政府主義、加強企業管理密切相關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勞動競賽除了提出政治學習、紀律、作風等當時所稱的“大指標”外,還規定在生產領域比產量、比質量、比出勤、比安全、比消耗等“小指標”,并與某種物質獎勵相聯系。

極左思潮對企業管理的破壞和否定,造成產品質量嚴重下降。周恩來從抓產品質量入手,解決當時企業中普遍存在的無人負責、無章可循的混亂局面,對極左思潮進行了尖銳的批判。1971年12月15日,周恩來針對援外飛機質量下降作出批示,要求“提起警惕”。12月26日,周恩來同葉劍英、李先念等聽取有關航空工業產品質量問題的匯報時,明確提出質量問題是個路線問題,要恢復合理的規章制度,批判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1972年1月21日,周恩來就援外汽車質量問題批示:“質量這樣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備戰?這是路線問題,要在這個月內放在議事日程來解決!”四五月間,周恩來又連續抓了出口罐頭、襯衣、照相機等日用工業品和廣交會展品的質量問題。他指出:現在我們出口數量不大,質量這么差!怎么向國家交待,怎么向人民交待?從產品質量問題入手,他進一步分析指出問題的實質:生產不穩定,就是規章制度執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規章制度、好的工藝流程;現在是不敢管、無政府主義泛濫,領導機關不敢講話。根據周恩來等的指示,國務院對有關產品的質量問題專門發出通報,召集有關方面人員調查、研究,分析存在問題的原因。通過大力整頓,一些產品質量得到明顯提高。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1972年10月至11月,國務院有關部門召開加強經濟核算、扭轉企業虧損的會議,針對“政治可以沖擊一切”,“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等謬論,提出要切實地抓好企業管理。這次會議還提出允許國營企業在完成計劃指標后,從利潤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獎勵基金,用于職工的集體福利和給先進生產者以物質獎勵。會后,國家計委又起草了《關于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經周恩來批準,提交1973年1月的全國計劃會議討論。《規定》對改進經濟管理提出了許多重要思想:加強國家統一計劃,搞好綜合平衡,反對地方各行其是;嚴格控制基本建設規模,不許亂上建設項目;職工總數、工資總額、主要產品物價等管理權集中在中央,各地區、各部門無權擅自決定;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業,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少數省轄市管理,不得再層層下放;企業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建立強有力的生產指揮系統;堅持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廣泛推行計時工資加獎勵,少數重體力勞動可實行計件工資,等等。

金融系統也進行了初步的、富有成效的調整。1972年9月,在周恩來的關心和支持下,中國人民銀行召開了全國銀行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華國鋒聽取匯報時,強調要批判極左思潮,正確認識銀行的職能作用,對銀行在新中國成立后20多年來的成就要給予充分的評價;要加強銀行工作的獨立性,全國信貸資金統一調撥,全國統一結算,金、銀、外匯統一管理。他們強調:當前銀行管理偏松,要加強分口管理,不能亂來,否則一定要多發票子。會議初步澄清了“文化大革命”初期金融工作中的一些混亂,并就發揮銀行職能問題提出必須全面理解和執行“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會議還就做好農村金融工作,加強工商信貸管理、外匯管理、現金和工資基金管理,積極開展人民儲蓄,整頓和改進銀行內部工作,嚴格執行《中央金庫條例》,做好經濟活動分析和綜合反映工作,健全銀行機構和加強人員隊伍建設等問題,提出了具體意見。

1972年至1973年間,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國務院還采取果斷措施對國民經濟的若干基本關系進行調整。針對“三個突破”,國務院要求:大力壓縮基建規模,精簡職工人數,加強對勞動工資的總體控制;整頓糧食統銷工作,壓縮不合理的供應;調整農輕重的比例關系,把鋼產量等高指標減下來;調整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適當降低國防建設費用;降低“四五”計劃中原定的各種過高的經濟指標;加強經濟工作中的集中統一領導,強調統一計劃和遵守紀律。經過調整,國民經濟內部的比例失調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

在工業進行整頓的同時,農村也開始糾正一些“左”的經濟政策。繼1970年北方農業會議后,國務院又先后召開一些涉及農業、農村的會議。這些會議根據廣大干部、農民的要求,根據周恩來多次講話精神,對農村工作中的極左思潮和“左”的錯誤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評。在這一段時間里,雖然“農業學大寨”之類口號仍然頻頻見諸報端,但其實際內容已發生一些變化。此外,國家還通過調高部分農產品的收購價、降低支農產品的出廠價、銷售價以及實行糧食征購價一定五年不變等政策,鼓勵農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這些政策對于遏制極左思潮泛濫、調動農民積極性、保護和發展農業生產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此基礎上,1971年12月26日,黨中央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針對當時農村中存在著的“分光吃盡”、集體增產個人不增收、分配不兌現以及勞動計酬上的平均主義等現象,《指示》強調指出: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增加積累,公共積累不要一下子增加過多,要使農民在增加生產的基礎上增加個人收入;口糧分配要做到有利于調動最大多數社員的積極性;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利益,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不要照搬照抄大寨大隊的勞動管理辦法和分配辦法,而要從實際出發,著重總結本地的經驗,采用群眾自己創造的、愿意接受的、簡便易行的辦法;要注意農業的全面發展,不能把黨的政策允許的多種經營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指示》在北方地區農業會議的基礎上又有所發展,不僅對極左思潮加以否定,而且對長期以來農業方面的一些“左”的錯誤加以限制,在各方面都引起不小的震動。《指示》發出后,各個省、區都召開專門會議,結合本地區的具體情況研究、落實。1972年間,根據《指示》精神,《人民日報》等發表多篇批評極左思潮在農業方面的表現以及落實農村政策的社論和文章,在當時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落實黨的農村經濟政策同樣遇到很大阻力。例如,1972年1月召開的中共山西省委第二次全委(擴大)會議通過的紀要,就對農村中的極左思潮采取一概回避的態度。盡管如此,在批判極左思潮的聲勢下,落實黨的農村經濟政策的努力還是取得較大進展。這年下半年,江蘇、安徽、山東、江西等許多省就落實農村經濟政策問題召開各種會議,在諸如所有制、社隊規模、勞動管理、自留地、分配制度、多種經營等一系列問題上,程度不同地糾正了一些“左”的錯誤。

經過調整,1970年經濟冒進造成的危害,到1973年下半年得到較大程度的緩解,“三個突破”的嚴重局面基本改觀,經濟形勢明顯好轉,1973年國民經濟計劃的主要指標都完成或超額完成。全國工農業總產值達到3967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9.2%;國民收入達到2318億元,比上年增長8.3%;財政收入達到809.7億元,比上年增長5.6%,實現收支平衡。1973年成為那幾年中國民經濟形勢最好的一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