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局勢的措施

九一三事件后，毛澤東、周恩來領導全黨盡可能穩妥地處理事件遺留的一些緊迫的重大問題。

林彪事件后最初的一段時間里，干部群眾不明原委，議論紛紛，社會上小道消息沸沸揚揚。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陸續將揭發林彪集團反革命政變陰謀活動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逐級傳達至基層。隨著傳達范圍的逐步擴大，群眾對事件本身的猜測逐漸平息，但對“文化大革命”的懷疑和議論卻明顯增多。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向黨內高級干部發出《關于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通知》宣布：林彪于９月１３日倉皇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９月２９日，中央宣布，鑒于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參加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的宗派活動，陷得很深，實難繼續現任工作，已令他們離職反省，徹底交代。９月下旬至１０月初，中央相繼決定成立由葉劍英主持的中央軍委辦公會議，在中央軍委領導下負責軍委日常工作；為徹底審查林、陳反黨集團的問題，成立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央專案組，集中處理有關問題。10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擴大傳達林彪叛黨叛國事件。通知要求各級黨委將傳達、討論和揭發批判林陳反黨集團的罪行，當作當前頭一位的大事來抓，并準備在10月下旬擴大傳達到全體共產黨員、解放軍指戰員和廣大工人、貧下中農。

９月２６日至１０月１５日，在李富春主持下，黨中央召集部分老同志舉行九次座談會。陳毅、聶榮臻、徐向前、蔡暢、鄧穎超、鄧子恢、張云逸、張鼎丞、曾山、王震等老同志在會上發言。他們憤怒譴責林彪集團炮制《“５７１”工程紀要》、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等罪行，揭發、批判林彪在歷史上的錯誤和他篡改歷史的行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團散播的種種謬論。在這段時間里，包括鄧小平在內的許多老同志給黨中央、毛澤東寫信，表示堅決擁護中央處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正確決策。

中央還采取措施，慎重、妥善地對那些在林彪反革命集團活動中卷入很深的人或單位進行審理、清查，組織專人對一些重要事件進行調查，并對空軍、海軍、總參謀部、總后勤部等單位的領導班子進行了適當調整。

在揭發、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過程中，一些原造反派組織的少數人趁機渾水摸魚，積極串聯，準備拉山頭，算舊賬；一些領導干部又受到批判和沖擊；一些單位領導班子中軍隊干部與地方干部以及新老干部之間的矛盾加劇；一些工廠停工停產；一些地區一度又出現混亂局面。為解決這些問題，１９７１年１１月至１９７３年上半年間，黨中央在北京分別召集武漢、成都、陜西、新疆、浙江、四川、貴州、江西、湖南、河南、山東、甘肅、寧夏、青海等省、市、自治區負責人，以及蘭州軍區、廣州軍區、海軍等大軍區、軍兵種負責人舉行座談會、匯報會，或在各地區召開當地的工作會議，統一干部認識，調整領導班子，逐步穩定了這些地方的局勢。

“批林整風”運動的內在矛盾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以后，隨著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材料陸續發出并傳達到基層，按照毛澤東的布置，在全國范圍內開始了“批林整風”運動。

林彪事件對全黨全國的震撼是巨大的，它動搖了人們對“文化大革命”一系列基本理論的看法。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團是以極左的面目出現從事陰謀活動的，因此，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揭發批判，也自然集中在批判極左思潮上。這在客觀上有助于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在主持中央工作中，開始比較系統地糾正極左思潮，落實干部政策，恢復正常秩序，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但是，毛澤東在承認并糾正“文化大革命”某些錯誤的同時，卻仍然繼續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指導思想，并錯誤地認為這樣的運動以后還要多次進行。特別是繼續堅持極左思潮的江青等人，仍然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重用。這些都決定了不僅糾正極左思潮的努力不可能進行到底，而且政治局勢還有出現大的反復的可能。

廣大干部群眾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政變陰謀活動非常痛恨，對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為也十分憤慨，但是普遍感到批深批透林彪的謬論并不容易。一些地方反映，干部群眾中的主要思想障礙是不好批，不敢批，“怕批錯了，批了正確的思想不好辦”，希望等待上級表態。１９７２年上半年中央發出的批林文件中，強調批林與聯系實際要和整風結合起來，也就是要與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結合起來，與解決本地區、本部門的具體問題結合起來。但是，由于對林彪事件的實質采取回避態度，加上長期以來普遍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氣氛，這次“批林整風”又導致了擴大化的后果。一些地方在聯系實際批林的過程中對本地的問題出現無限上綱的情況；一些地方出現了領導班子中的派性斗爭，或是群眾要批領導的“瞎指揮”，而領導卻要批群眾的“無政府主義”；一些地方對“支左”的軍隊干部提出激烈的批評。“批林整風”運動初期，在當時各種文件所限定的范圍內，在不能觸及“文化大革命”根本錯誤的前提下，批林只能是一些不得要領的形式主義，整風運動難以深入下去。

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１日至６月２３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中央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軍兵種負責人３１２人與會。在會議所發的文件中，第一次公布了毛澤東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給江青的一封信。在信中，毛澤東表示了對林彪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有關政變和個人崇拜講話的不滿和不安。信中說，“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江青在會上說，在這次會議上公布這封信，是為了說明毛澤東對林彪等人早有覺察。７月上旬至８月上旬，各省、市、自治區也陸續召開“批林整風”會議，要求把“批林整風”當作“頭等大事”來抓，重點是批林，在此基礎上搞好整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反對山頭主義、宗派主義，等等。但是，這些會議都未能解決批林如何深入的問題。

當時，也有一些地區和部門不是根據文件所定的調子，而是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判斷，明確地提出要“認真批判林彪煽動極左思潮的罪行”，“當前主要是克服極左思潮的干擾”。在周恩來的領導和支持下，這種真正反映群眾意愿的呼聲使“批林整風”運動突破了原定的框架。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