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至２４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共１５１２人。當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以至基層黨組織大都沒有恢復，2200萬黨員絕大多數還沒有恢復組織生活。與會代表當中的許多人都不是通過正常選舉程序產生的，他們或由革命委員會與各造反派組織負責人協商決定，或直接由上級部門指定。大會預備會期間，毛澤東提出要總結經驗，落實政策，準備打仗。這三句話成為九大的指導思想。

九大共有三項議程：通過中央政治報告，修改黨章，選舉中央委員會。毛澤東主持開幕式并致開幕詞。他希望九大“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后，可以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按照會前的醞釀，毛澤東當選為九大主席團主席，林彪當選為副主席，周恩來為秘書長。

在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林彪代表黨中央宣讀政治報告。報告分為八個部分：“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準備”，“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過程”，“關于認真搞好斗、批、改”，“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關于我國革命的最后勝利”，“關于黨的整頓和建設”，“關于我國和外國的關系”，“全黨、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這個報告旨在為“文化大革命”作理論的和歷史的論證，并在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所謂成績和經驗的基礎上，提出把“上層建筑領域中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任務。

政治報告從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出發，錯誤地認定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是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同黨內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路線斗爭的歷史”，認定“黨內兩條路線的對立和斗爭，是社會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矛盾在黨內的反映”，而我們黨正是在兩條路線斗爭中“鞏固、發展、壯大起來的”。由此出發，報告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八大以來黨的歷史在許多重要方面作了歪曲的總結：一方面，把八大以后黨在指導思想上和實踐上的許多“左”的錯誤作為正確的加以肯定；另一方面，把黨在八大以來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包括糾“左”過程）中提出的許多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思想、政策和積極成果，作為“修正主義”加以批判。這樣，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的歷史就被完全顛倒了。

報告專門以一節論述了黨的整頓和建設，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為我們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如何進行黨的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又說：“離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就不能正確地解決黨的建設問題，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的問題”；“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一次最廣泛、最深刻的整黨運動”。歷史已經證明，在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的問題上，“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是完全錯誤和失敗的。

政治報告的核心內容，是闡述指導“文化大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基本內容和“偉大意義”。這個理論是對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以來，在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問題上“左”傾錯誤論點的進一步發展。“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以后，這個理論的主要論點基本形成。１９６７年１１月6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發表題為《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周年》的編輯部文章。這篇經過毛澤東審定的文章把這些論點概括為六條，正式定名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文章確認，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要點是：（一）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二）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三）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筑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四）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五）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斗私、批修”。文章稱這個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一個嶄新階段，即毛澤東思想階段的一個極其重大的標志”，“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樹立了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九大政治報告進一步稱這個理論是照耀著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航向的“光芒萬丈的燈塔”，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一個偉大的新貢獻”，根據這個理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階段階級斗爭的“左”傾錯誤觀點發展到“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總概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總的指導思想。它的核心在于認為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還要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歷史已經證明，它違背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實事求是這個精髓，脫離甚至歪曲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中國的實際，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錯誤的。

從４月２日起，代表們分組討論政治報告和黨章修改草案。這個草案刪去了八大黨章的一些正確內容，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寫進總綱，只字不提發展生產力，不提現代化建設，還取消了有關黨員權利的規定。在黨章修改草案中，引人注目地寫上“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討論中充滿著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文化大革命”的高度頌揚。各組還結合文件內容，大搞所謂“斗私批修”，對參加會議的一些老同志進行批判和攻擊，迫使他們作檢討。４月１４日召開的第二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了這兩個文件。

會議期間，毛澤東多次主持召開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各組召集人會議，講述黨的歷史經驗，強調當前的主要問題是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即一方面把“敵人”揪出來了，另一方面又掩蓋了打擊面寬和擴大化的問題，要求注意政策，加強團結。他指出，犯錯誤的干部有的將來還要工作；犯了錯誤愿意改正，群眾諒解就好了，就要解放。他還提議朱德、陳云、鄧子恢等一些老同志要選進中央委員會。

自４月１５日起，代表們開始醞釀、預選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根據大會主席團秘書處提出的選舉辦法，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總數不超過２５０人。由于存在一系列不正常因素，使醞釀、預選過程延續達十天之久。林彪、江青兩個幫派體系中的一批骨干和親信進入中央委員會，而許多有長期革命斗爭經驗的老同志和經過黨多年培養、真正德才兼備的人卻被排擠在外。

在４月２４日的全體會議上，經過無記名投票，選出中央委員１７０名，候補中央委員１０９名。在新當選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原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占１９%，僅為原八屆中央委員會總人數的２９%。在選舉中，有的代表堅持原則，頂住壓力，將并非候選人的王稼祥、胡耀邦等人的名字寫在選票上。

４月２８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九屆一中全會，選出新的中央領導機構：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由5人組成：毛澤東、林彪，(以下按姓氏筆畫為序)陳伯達、周恩來、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員21人：毛澤東、林彪，(以下按姓氏筆畫為序)葉群、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陳伯達、陳錫聯、李先念、李作鵬、吳法憲、張春橋、邱會作、周恩來、姚文元、康生、黃永勝、董必武、謝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4人：紀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東興。不設書記處。在新選出的政治局委員中，林彪、江青集團的骨干和親信占半數以上。陳云、李富春、陳毅、徐向前、聶榮臻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雖然仍被選為中央委員，但被排斥在中央政治局之外。

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上講話。他說：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因為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這個革命還有些事沒有做完，現在還要繼續做，比如講斗、批、改。過若干年，也許又要進行革命。他指出，有些地方抓多了人，這個不好，至于犯走資派錯誤，那更不要抓。他表示，我相信過去犯錯誤的一些老同志。他號召：“團結起來，為了一個目標，就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要落實到每個工廠、農村、機關、學校。”他要求：“要準備打仗。無論那一年，我們要準備打仗。”

同日，新的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委員名單和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名單：毛澤東任中央軍委主席；林彪、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任中央軍委副主席。黃永勝任中央軍委辦事組組長，吳法憲任副組長，葉群等八人為成員。中央軍委常委會實際由林彪等操縱下的軍委辦事組所取代。此后，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也停止活動。

黨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在中央最高領導層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在黨的歷史上沒有任何積極作用。

毛澤東曾多次預計，“文化大革命”能在一兩年、兩三年內有一個好的結束。但局勢的發展，即使對他來說，也難以駕馭，多次的預計流于落空。九大的召開，并沒有像他所預計的那樣，使這場“大革命”以勝利的姿態趨向結束，恰恰相反，由于思想上、政治上“左”傾錯誤的加深和組織上的嚴重不純，實際上是潛伏著更深的危機，醞釀著更加復雜尖銳的斗爭。

九大的召開，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第一階段的結束。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