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６年９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規定，黨的代表大會五年一屆，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應在１９６１年召開。但是，由于種種原因，九大在“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沒有舉行。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曾提議在１９６７年“適當時候”召開九大，由中央政治局籌備此事。但是，當時黨中央的實際狀況以及后來的動亂局勢，使九大的準備工作無法進行。１９６７年秋，毛澤東又就九大準備工作及召開時間等問題要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作些調查。同年１０月２１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于征詢對“九大”問題意見的通知》。１１月初，毛澤東指出：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黨、整團、整政府、整軍隊；黨要“吐故納新”；黨綱黨章要修改。１１月間，中央文革小組整理出一份籌備九大的通報，主要內容為：要把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寫入九大黨綱；要寫一部黨內兩條路線斗爭史；要大力宣傳林彪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并寫入九大的報告和決議；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現的“新生力量”選入黨的中央委員會；要把“叛徒、特務、自首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統統清除出去，以根除隱患”。通報中的這五條，實際上成為準備九大和修改黨章的指導思想。１２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又先后發出《關于整頓、恢復、重建黨的組織的意見和問題》和《關于進行修改黨綱黨章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參照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開展群眾性修改黨綱黨章運動的經驗，組織黨綱黨章修改小組和群眾性的討論，提出關于修改黨綱黨章的方案。

除以上準備工作外，準備提交九大解決的還有關于劉少奇的最后定性和處理問題。“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初，雖然提出劉少奇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推行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他的問題仍被認為是黨內問題，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國家主席。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中央成立以謝富治為組長、目標指向劉少奇的王光美專案組，對劉少奇的歷史進行審查。１９６７年一二月間，毛澤東在一些場合還表示在九大要選劉少奇做九屆中央委員。３月，康生利用群眾組織搜集的誣陷劉少奇的材料，建議進行專案審查并得到批準。隨后，江青、康生、謝富治指示王光美專案組“狠抓劉少奇自首變節問題”，企圖將歷史上“一貫反動”等罪名強加給劉少奇，以便為最后打倒劉少奇制造罪證。此外，還有大批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黨政軍系統的高級領導干部，被誣陷為“叛徒”、“特務”、“里通外國分子”、“反黨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而被打倒、審查和監禁。

１９６７年３月３０日，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經毛澤東審改，在《紅旗》雜志發表。《人民日報》于４月１日頭版轉載。全國報刊輿論按照大體相同的口徑，掀起集中批判劉少奇及其“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浪潮。這種批判肆意歪曲劉少奇在民主革命時期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一些重要觀點：認定劉少奇提出“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的口號，是“猖狂地為發展城鄉資本主義而奔走呼號”；認定劉少奇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中“堅持放任資本主義發展的反動政策”，“使資本家繼續掌握企業的領導大權”；認定“三自一包”瓦解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使資本主義自由泛濫；認定劉少奇“提倡‘按經濟辦法管理經濟’”是“資產階級政治掛帥，其目的就是為了復辟資本主義”；認定劉少奇鼓吹“流通決定生產”，反對計劃第一、價格第二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從流通領域破壞社會主義建設；污蔑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篡黨篡政的總綱領”，是“搞資本主義復辟的宣言書”等等。同時，還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許多工作橫加否定，認定新中國成立后17年執行了一條“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培養了“脫離無產階級政治、脫離工農群眾、脫離生產實踐的‘三脫離’的精神貴族”；認定17年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相勾結，“篡奪了文化界的領導權”，“在文化領域中，向無產階級實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專政”，等等。諸如此類的“大批判”，不顧事實，斷章取義，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竭力詆毀劉少奇，否定黨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系列重要方針政策，這些都成為召開九大的政治思想準備的一個重要部分。

為準備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于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３日至３１日在北京舉行。這次全會是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進行的。原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被誣陷為“叛徒”、“特務”、“反黨分子”、“里通外國分子”的，占總數的52.7%。他們被剝奪了出席會議的權利。被允許出席的中央委員中許多人是剛剛從被監禁的地方解放出來的。八大選出的中央委員總數為97人，除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去世10人外，到會者只有40人，不足半數。開會時決定從被允許出席的候補中央委員中增補10人為中央委員，才使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人數剛剛超過半數。八屆候補中央委員98人，除增補為中央委員10人和去世12人外，只有9人出席會議。而被擴大吸收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和各大軍區主要負責人以及中央直屬機關負責人達74人，占出席會議人員總數的55%以上。

毛澤東主持全會，并在開幕式上講話。他提出：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績是主要的，還是缺點錯誤是主要的？他要求全會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全會期間，林彪、康生、江青、謝富治等在發言中對所謂“二月逆流”橫加批判，誣蔑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李先念等老一輩革命家“反毛主席”、“為王明路線翻案”、“為叛徒、特務、走資派翻案”，“二月逆流”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是“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同時，會議還攻擊所謂楊、余、傅事件是“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風”，指責朱德、陳云、鄧子恢、王稼祥是“一貫右傾”。林彪在會上發表頌揚“文化大革命”的講話，鼓吹“文化大革命成績最大最大最大，損失最小最小最小”。他還大談古今中外的所謂在世界上有重大影響的四次“文化革命”的意義，稱這次文化革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次”。

全會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通過《關于第九次代表大會代表產生的決定》和《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的決定》；還通過決議，批準關于劉少奇問題的“審查”報告，即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這個報告是在江青、康生、謝富治把持下，采用“逼、供、信”等種種非法手段，制造大量偽證拼湊出來的。而調查過程中得到的那些證明劉少奇沒有歷史問題的材料，則一概扣壓，只字不提。通過這個審查報告，是全會最重要的一項議題。當時，相當數量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被剝奪了出席會議的權利，一些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仍繼續遭受誣陷和批判，許多與會者根本不能行使正當權利和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在這樣的情況下，全會根據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送交的這份充斥誣陷不實之詞的報告，給劉少奇強加上“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作出了完全錯誤的政治結論和“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這時的劉少奇不僅不能參加全會，還完全被剝奪了申辯的權利。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中，與會中央委員陳少敏仍對這項決議拒不表示同意。

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通過的公報引用毛澤東的話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公報還對兩年來“文化大革命”的實踐給予全面肯定，同時稱贊實際為江青所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組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重要的作用”。

在全會閉幕式上，毛澤東發表講話，提出九大應有“二月逆流”的人參加，對黨內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等。他要求在清理階級隊伍時要注意一個“準”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對于學術權威，注意不要做得太過分，批是要批的，保還是要保的。全會期間，毛澤東還制止了林彪、江青等鼓噪開除鄧小平黨籍的圖謀。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經過認真復查，確鑿的事實證明，強加給劉少奇的全部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誣陷。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是在“左”傾思潮泛濫、黨內外民主遭受嚴重破壞的極不正常的情況下召開的一次中央全會。全會對劉少奇所作的政治結論和組織處理，是完全錯誤的。這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大的一起冤案。１９６９年１０月，重病中的劉少奇被送往河南開封，１１月１２日含冤病逝于開封囚禁處。因劉少奇冤案受株連被錯判的案件多達2.6萬余件，涉及2.8萬多人。劉少奇冤案的釀成，是黨的歷史上繼30年代蘇區肅反擴大化之后最為沉痛的教訓。全會對一大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攻擊、批判，對“文化大革命”的高度贊揚，都是完全錯誤的。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