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時與楊成武（右二）、余立金（右三）在列車旁交談

１９６７年７月至9月，毛澤東離京南下，親自到比較混亂的中南地區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沿途經過華北、華東。他發表了一系列談話，試圖在全盤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礎上，對某些極端的做法加以限制，使局面能夠得到控制。

對于當時的形勢，毛澤東一方面指出：整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形勢大好的重要標志是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他認為，“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同時，他又特別強調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不應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號召各地群眾組織都應實現革命的大聯合。他說：“只要兩派都是革命的群眾組織，就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兩派要互相少講別人的缺點、錯誤，別人的缺點、錯誤，讓人家自己講，各自多做自我批評，求大同，存小異。這樣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聯合。”在干部問題上，他要求正確對待干部，指出：“絕大多數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極少數”，“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要整的，但是，他們是一小撮。”“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要允許干部犯錯誤，允許干部改正錯誤。不要一犯錯誤就打倒。犯了錯誤有什么要緊？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讓干部站出來”。對于造反派和紅衛兵，他說：“對紅衛兵要進行教育，加強學習。要告訴革命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

講話中，毛澤東糾正了一些“左”的口號，批準了一些糾“左”措施，如制止報刊宣傳中“揪軍內一小撮”的鼓噪，批評對外宣傳中種種強加于人的做法。他還提出要警惕煽動極左行為的“黑手”和“反革命”，并同意周恩來提出的盡快穩定局勢的意見，決定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隔離審查。這是一項有全局性影響的重大決斷。在一次談話中，毛澤東甚至提出：現在要批評“極左派”思想，這是主要的。９月，他在審閱、修改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時，稱當時以秘密方式散發、張貼傳單和大字報，攻擊周恩來的“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為“反動組織”。１０月７日，黨中央轉發了毛澤東視察期間的部分談話內容。毛澤東還提出，明年春天，“‘文革’結束后，接著召開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脫出來，許多老同志都要當代表，當中央委員。”他還列舉了鄧小平、烏蘭夫、賀龍等人。他重申，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結束，不能再搞了。

１０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于按照系統實行革命大聯合的通知》，實際上取消了對全國許多跨行業的群眾組織的承認。在此前后，中央連續發布有關不準搶奪解放軍的武器裝備、維護社會治安、確保國家資財和人民群眾生活秩序等一系列通知和文件，并采取措施加強保護外國使館和外國僑民的安全。同時，中央還決定對一些最混亂的省、自治區和重要黨政部門實行軍事管制，并要求各地造反派停止武斗，開門整風，“斗私批修”，消除派性。中央一些主要報刊也配合發表文章，強調應認清派性的反動性，號召圍剿派性，打倒派性，團結一致，共同對敵。這種對派性大張旗鼓的批判，實際上是承認各地造反派普遍犯了錯誤，在肯定他們“造反”、“奪權”的前提下，對他們轉而采取“批評、幫助”的態度。

根據毛澤東關于要教育、解放干部的意見，中央和各地分期分批舉辦干部學習班，一批干部由此解脫出來，恢復了工作。在輿論上，也加強了要正確對待干部的宣傳和對“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等口號的批判，并公開揭露了矛頭指向周恩來的“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１９６８年１月，中央文革小組的另一名重要成員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隔離審查。

以上指示、措施盡管沒有也不可能觸動“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但在當時條件下對穩定局勢還是具有積極意義的。１９６７年底至１９６８年初，全國的局勢逐漸趨向緩和，極左思潮和極左分子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