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奪權使各級黨組織和政府失去了應有的權威，難以正常工作。幾近失控的混亂局面，是毛澤東沒有料想到的。他在“一月奪權”開始后不久即一再強調不準武斗，打人的要法辦。在當時無政府狀態下，既要通過“天下大亂”實現奪權，又必須制止武斗，維持起碼的生產、社會生活秩序，以保障造反派順利地從“走資派”手中奪權。于是，毛澤東決定派軍隊全面介入地方工作。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毛澤東就安徽省造反派請求當地駐軍支持批斗省委主要負責人一事作出批示：“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１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布《關于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要求軍隊積極支持左派的奪權斗爭，并就執行毛澤東上述指示擬定八條具體規定，作為《中央軍委命令》發布。2月19日，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要求軍隊分期分批對大學、中學、小學高年級學生實行軍訓，實現“復課鬧革命”。二三月間，周恩來提議對廣東、云南、江蘇省實行軍管，得到毛澤東批準。3月13日，周恩來在軍隊軍以上干部會議上講話中宣布：陷于癱瘓、半癱瘓狀態的單位，被壞人篡奪了領導權的單位，邊防、沿海、交通要道（碼頭、鐵路局、海港）、專政機構、機密要害部門、國防企業事業單位，都應實行軍事管制。３月１９日，中央軍委又發出《關于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簡稱“三支兩軍”決定）。據此，大批解放軍指戰員投入“三支兩軍”，直接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奪權斗爭，并且承擔起支援地方工農業生產的任務。人民解放軍對有的地區和部門甚至調集軍用物資、設備直接投入生產，對機密要害部門、國防企事業單位、邊防沿海交通要道以至中央黨政軍一些機關實行軍事管制，進入學校執行軍訓等任務。

按照毛澤東的要求，“三支兩軍”的中心是“支左”，即支持地方的“革命左派”。然而，“支左”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誰是“左派”?依據什么標準確定“左派”?這在當時條件下是一個很難加以判定的問題。解放軍指戰員們對地方的情況不熟悉，長期所受的傳統教育又使他們難以理解和認同“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種種極端行為。“支左”之初，絕大多數部隊干部、戰士傾向于支持那些黨員多、老工人多、干部多、比較注意政策的群眾組織，對與此相反的組織則持冷淡、消極的態度，而這又往往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批評。各種因素注定了“支左”從一開始就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

從１９６７年４月起，黨中央先后對安徽、內蒙古、山東、福建、四川、甘肅、廣東、湖南、江西、河南、吉林等省、自治區的“支左”工作提出具體意見或作出決定，并轉發中央軍委《十條命令》等文件，指導各地駐軍的“支左”工作。同年９月以后，軍隊的“支左”實際改為支持兩派群眾組織，推動和促進各地區、各部門的“革命大聯合”。

“三支兩軍”工作至１９７２年８月結束。其間，人民解放軍指戰員脫離軍隊日常工作參與地方事務的先后達280多萬人次，數量之大，持續時間之久，范圍之廣，影響之深，在軍隊歷史上都是空前的。被派出執行“三支兩軍”任務的部隊和指戰員，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亂、最復雜的情況下，維護了必要的社會穩定，減少了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在可能的范圍內減輕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壞。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錯誤中，執行“三支兩軍”任務的指戰員既缺乏思想準備，又缺乏地方工作經驗，特別是受到林彪、江青集團的干擾、破壞，使得這項工作不能不發生許多錯誤，也給部隊的思想、作風和組織建設以及軍隊和地方的關系帶來一些消極的后果。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