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對所謂“三風”的批判，在認識上引出了一個重要變化，這就是逐漸明確地提出了中國出修正主義的問題。毛澤東在8月13日北戴河會議中心組的插話中說：“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不過也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義，孫子的孫子就又要出馬列主義了。按照辯證法，事物總要走向反面的。”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的說法更為直接。他說：“在我們中國，也有跟中國的修正主義的矛盾。我們過去叫右傾機會主義，現在恐怕改一個名字為好，叫中國的修正主義。”總結兩個月以來的會議討論，毛澤東認為除了工作問題以外，其實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研究了“階級斗爭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跟修正主義斗爭的問題”。在毛澤東看來，中國已經出現了修正主義，這同國際上的現代修正主義在本質上是一回事。于是提出如何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這樣的命題。

所謂國際上的“現代修正主義”，是從20世紀中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意識形態分歧和爭論中逐漸確定的一個概念。當時，毛澤東和黨中央比較一致地認為，1961年蘇共中央提出的蘇共綱領草案和通過這個草案的蘇共二十二大，是“現代修正主義”觀點系統化的標志，是蘇共二十大以來錯誤路線的更加系統化和理論化，概括地講，可以叫做“三和兩全”。“三和”即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兩全”即全民國家、全民黨。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這樣的人是代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高薪階層。在蘇聯黨的干部中是有這么一個特殊的階層的。也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赫魯曉夫的全民黨是一種欺騙。現在蘇聯社會正在分化。毛澤東說，兩極分化，貧富懸殊。還有反革命分子。這怎么能說是一個全民國家呢？劉少奇則認為，“三和兩全”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核心，違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違反無產階級政黨理論。通過“三和兩全”，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一套理論已經形成了。

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在講話里都談到“現代修正主義”問題。毛澤東說：“國際修正主義者在不斷地罵我們。我們的態度是，由他罵去。在必要的時候，給以適當的回答。”他還指出：“有些人說共產黨是‘全民的黨’，我們不這樣看。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戰斗部隊。”劉少奇通過分析第二國際及其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認為，由列寧和斯大林建立起來的共產黨，是有可能發生蛻變的。蘇共二十大以后，赫魯曉夫還是沿著修正主義的道路走下去。到了蘇共二十二大，莫斯科型的修正主義已經發展成為比較完整的體系了。總括起來，黨中央認為，蘇共綱領和蘇共二十二大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觀點的登峰造極，其核心錯誤是，宣揚“全民黨”和“全民國家”，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不講階級斗爭，不講階級分析，造成蘇聯社會的階級分化；要害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全民黨”和“全民國家”兩個觀點，顯然是不正確的。它既無蘇聯社會發展實際的根據，又在理論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政黨的階級性質的原理。但是，提出“全民黨”和“全民國家”的問題，并不意味著把中國社會內部的階級、階級矛盾問題加以絕對化和擴大化是正確的。事實證明，忽視、否認社會主義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和過度夸大這種斗爭，都是不正確的。而將國際上反對修正主義的斗爭，與國內批判“修正主義”聯系起來，作為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根源來加以認識，則進一步發展了“左”的錯誤。不幸的是，由于一系列復雜的政治、思想原因，在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國際“反修”和國內批判“修正主義”被緊密地結合起來，并進而發展成一種互動關系。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發表的《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集中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對所謂蘇聯“變修”的歷史教訓和如何防止這些歷史教訓“重演”的思考。

從蘇聯黨“變修”的所謂教訓和夸大國內存在的階級斗爭出發，黨在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提出了“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概念。這時，黨的注意力和斗爭矛頭，越來越集中到自己內部甚至黨的領導機關。毛澤東反復強調“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并最終提出要“識破”“現在正睡在我們身旁”的所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