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18日到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10月中國共產黨的第六屆中央從莫斯科回國，至第二年6月中共中央六屆二中全會前的這一段時期，中共中央在指導思想上，曾提出過把紅軍分散，主要領導人離開紅軍的錯誤策略。這一錯誤策略雖然沒有得到貫徹，但是也有深刻的教訓值得吸取。

為什么第六屆中共中央一回國就提出這樣的錯誤策略呢？這與當時紅軍和蘇維埃運動的困境直接相關，但是更主要的是因為當時中共中央對紅軍和蘇維埃運動沒有正確的認識，并受到共產國際的一些錯誤指導。

中國革命有著自己的規律和特點，農村紅軍和蘇維埃運動的發生，就是中國革命特點決定下的規律之一。農村紅軍和根據地的發展，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誰預先設計好的，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戰爭發展的必然結果和最高形式。

1928年的農村紅軍和蘇維埃運動，一時處于極端困難的形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許多武裝起義都被鎮壓下去了，已經興起的幾個地區的紅軍和蘇維埃運動，無一不在敵人的“圍剿”和“會剿”下。到這年10月中共中央從莫斯科回到上海時，海陸豐蘇區完全失敗了，紅軍全部喪失；井岡山地區的紅四軍也沒有完全扭轉“八月失敗”的危局；湘鄂贛邊的紅五軍，正處于敵軍的重兵“圍剿”下；其他地區形勢也十分不利。但是這種形勢變化反映出一種規律：農村紅軍和蘇維埃運動的形勢在客觀上是隨反動政局的變化而變化的。1928年春，國民黨內部的戰爭基本結束，南方的反動政局逐漸穩定，國民黨當局將大規模的軍力投入到對紅軍和根據地的進攻，造成紅軍和蘇維埃運動的暫時困難。但是中國的反動政局，是由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和落后的經濟基礎決定的，這就決定了其形式必然是分裂與穩定的不斷循環。這樣紅軍和蘇維埃的困境也就是一種暫時現象，必然要在反動政局下一次分裂的時候得到更大的發展。

但是，第六屆中共中央對中國革命的這些特點沒有正確的認識，在革命指導上，基本上還是遵循蘇聯的革命經驗。即把工作的中心完全放在爭取群眾上，實行徹底的退卻。六大仍然強調以工人階級為主力軍，以城市為中心，以武裝起義實現奪取政權為暴力革命的最高形式。

另外，這期間，共產國際也是用蘇聯的革命經驗來指導中國革命的。他們對中國紅軍和蘇維埃運動的認識更是脫離了中國革命的實際。在中共六大上，共產國際書記布哈林認為中國農村紅軍和蘇維埃運動前景慘淡，中國紅軍如果集中存在，“會像一個胖胖的大肚子的女人，坐到每一個地方，便在那里大吃大嚼個精光”。從這種奇談怪論出發，他認為“不要將紅軍聚到一個地方，最好將他們分成幾個部分”，散入農民群眾中，并且主張把紅軍中著名的將領調開，免得招惹是非。

第六屆中共中央就是因為見到了國內紅軍和蘇維埃運動的困難局面，加上蘇聯革命經驗的影響和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才在回國后提出了分散紅軍，把主要領導人調離紅軍的錯誤策略的。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