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六七月間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從代表的產生到中央委員和中央領導成員的選舉，從共產國際領導人在大會上的報告到大會政治決議案，都存在著歧視、排斥知識分子、過分強調“工人化”的問題。“首先去的代表就有問題。當時強調工人化”，84名正式代表中，工人黨員為44人，占51%強，農民黨員6人，占7%強，知識分子黨員34人，約占40%。工人黨員代表占多數，這是可以的。問題在于“大革命中工人干部犧牲的很多，有些做實際工作的領導同志又調不出來，所以很多是從支部中找來的代表。大革命后，支部負責人都是新的，老的都犧牲或離開了。所以許多人是很弱的……經過大革命鍛煉的人不多。”“后來叛變的十六個代表中，有十四個工人。”而像劉少奇、任弼時、惲代英、陳潭秋、李富春等應該去參加也能夠去參加的知識分子黨員卻沒能出席。六大開幕后，出席指導六大的共產國際書記布哈林“在大會上做報告罵張國燾和瞿秋白同志，說他們是大知識分子，要讓工人干部來代替他們”。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則“對向忠發極力吹捧，利用他放炮”，反對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領導人。大會在選舉中央委員時，“只強調工人成分，中央委員二十幾個人中，很多是工人，而當時黨內真正有威信的同志有些沒有被選入。”。

由于過分地強調領導干部工人化，曾在武漢當過水手和碼頭工人的向忠發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后改稱總書記）。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