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０年６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已經意識到，工業指標還是偏高。毛澤東提出，要轉入主動，必須下決心降低指標。他在6月14日的會上說：“過去有個時期，包括我在內，想那個大數目字，比如一億噸鋼，實在有味道。多少年之后，我們有一億噸鋼，接近美國，那該多好呀！我看，現在不要著重那個東西，要著重門類樣樣都有，鋼與鋼材的規格很高”。“總而言之，這次會議要解決這個問題。”劉少奇也指出：大家一番熱情，總想多一點，快一點，盤子擺得大一點，基本建設項目多上一點，但是還要切實可靠。他還要求全黨正視問題的嚴重性，堅決采取措施加以糾正。他說：“這些問題不糾正，繼續下去，現在是一個指頭，將來可以慢慢擴大，可以擴大到兩個指頭，三個指頭的。”這些講話反映了毛澤東、劉少奇等黨的領導人對計劃中那些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的不滿。對于糾正虛浮和脫離實際的問題，他們的心情是焦急的。

上海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二五”計劃后三年補充計劃的14項指標作了較大幅度調整，有些調整甚至低于“二五”計劃原定的指標。在壓縮指標過程中，會議還對兩個問題取得明確認識：一、堅持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加強農業；二、制定計劃要留有余地。上海會議在糾正經濟建設中“左”的錯誤方面，較以往有了更多的前進，人們的認識也向著更實際的方向進了一步，雖然這種調整和進步還是不徹底的。

１９６０年８月，中央連續發出指示，指出在勝利前進的過程中遇到了困難，最突出的問題是糧、鋼增產困難，糧、鋼的供求關系緊張。中央決定，在保糧、保鋼的前提下，壓縮基本建設戰線，加強農業戰線，并決定以后國民經濟計劃不再搞兩本賬，不搞計劃外的東西，不留缺口。

根據上述精神，周恩來、李富春在８月下旬主持研究１９６１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時，提出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這個方針的基本內容是：調整國民經濟各部門間失衡的比例關系，鞏固生產建設取得的成果，充實新興產業和短缺產品的項目，提高產品質量和經濟效益。按照這個方針，國家計委黨組向中央提出《關于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指出１９６１年要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項生產、建設事業在發展中得到調整、鞏固、充實和提高”。９月３０日，中央批準國家計委報告。

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２４日至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３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主要討論１９６１年國民經濟計劃，同時總結農村整風整社試點經驗和糾正“五風”問題。會議期間，毛澤東指出：這三年大煉鋼鐵，擠了農業。工業戰線過長，面過廣，指標高了退不下來。現在看來，社會主義建設也不要那么十分急。過急了辦不成，越急越辦不成，要搞它半個世紀。要波浪式地向前發展。要搞幾年慢騰騰，要搞扎實一點，不要務虛名而招實禍。毛澤東還提出，大辦社有經濟，必然刮“共產風”。他把“一平二調”等工作中的失誤，稱為“人禍”。因此，對“一平二調”的物資，毛澤東主張“一定要堅決退賠”。會議中，河南、甘肅省委負責人作了檢討。分組討論中，一些省委負責人也聯系“共產風”問題檢查工作中的失誤。毛澤東說，刮“共產風”，中央是有責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責任擔起來了。他說，廬山會議時以為，“共產風”已經壓下去了，右傾又壓下去了，加上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1960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1958年還厲害，突出的是大辦水利，大辦工業，從農業上調勞動力過多。

會議期間，毛澤東一共召開了五次匯報會，聽取省市委負責同志關于農村政治經濟狀況、整風整社問題的匯報。同時，他也研究了1961年國內經濟計劃指標問題。在這五次匯報會上，毛澤東作了許多插話，對當時形勢和今后工作提出了不少政策思想。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想法，就是通過這些匯報會逐漸形成的。

在毛澤東看來，這幾年錯誤的發生，直接源于思想方法上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黨內同志的調查研究工作不做了，只憑想象和估計辦事。在1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毛澤東作了關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講話。他說：要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首先是情況明，這是一切工作的基礎，因此要摸清情況，要做調查研究。他舉了《漢書?河間獻王劉德》中“實事求是”的典故，要求全黨一定要恢復實事求是和調查研究的優良傳統。他說，我們黨是有實事求是傳統的，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我們做調查研究比較認真一些。但是建國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們對實際情況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我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在就做得很少了。他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要求１９６１年成為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

隨后，黨中央于1961年１月１４日至１８日舉行八屆九中全會，著重討論李富春作的關于國民經濟情況的報告。報告在分析國民經濟存在的困難、問題及發生的原因后指出，國民經濟經過三年的連續“大躍進”，各部門之間出現了新的不平衡，特別是工業和農業之間的不平衡，這就需要從１９６１年起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使整個國民經濟實現綜合平衡，按比例發展。報告強調，１９６１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必須更好地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針。全會通過李富春的報告，并在會議公報中正式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宣布，從１９６１年起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全會決定在全國各大區重新成立黨的六個中央局，即中共中央華北局、東北局、華東局、中南局、西南局、西北局。中央要求把經濟管理權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區）三級，兩三年內更多地集中到中央、中央局，以加強中央對各大區各項工作的統一領導和全面安排。

八屆九中全會上黨的指導方針的重要轉變，表明國民經濟建設由“大躍進”轉入調整階段。

稿件來源：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冊），中央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