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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

作者:    發布時間:2012-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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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經濟的調整首先從農村開始。1960年10月,中央發出指示,著手部署整風整社,堅決掃除“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和干部特殊化風等“五風”。10月23日至26日,毛澤東召集華北、中南、東北、西北四個大區的省、市、自治區黨委主要負責人開會,主要討論如何糾正“共產風”問題。會后,中央委托周恩來主持制定《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經毛澤東審閱并修改后,于11月3日發出。

《緊急指示信》的核心,是要求全黨用最大努力來堅決糾正“共產風”。1958年冬季以后,“共產風”在一部分地方和社隊基本得到遏止,但在大部分地方和社隊糾正不徹底,自1959年冬季以后又刮了起來,還有一部分地方和社隊一直沒有糾正,嚴重地破壞了農業生產力。《緊急指示信》規定了12條政策,主要是:重申“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毛澤東加上“從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七年不變”,這是針對各種向基本社有制過渡的試點和計劃而提出的);徹底清理“一平二調”,堅決退賠;加強生產隊的基本所有制;實行生產小隊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小規模家庭副業;堅持按勞分配原則(毛澤東加上“在很長的時期內,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內”);恢復農村集市,等等。當時還強調:只要堅持三級所有,堅持部分供給制,堅持辦好食堂,“就不會犯原則錯誤”。

《緊急指示信》發出的當天,黨中央還發出《關于貫徹執行“緊急指示信”的指示》,明確指出貫徹執行“緊急指示信”的關鍵,首先在于提高干部的思想,提高他們的經濟理論水平和政策水平。黨中央要求全體干部真正懂得什么是共產主義、怎樣到共產主義,真正弄清楚在現階段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真正了解革命發展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相結合、政治掛帥和物質保證相結合的道理,真正分清共產主義和平均主義的區別、大集體下“小自由”和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區別等問題。為此,黨中央提出發動和依靠群眾,整風整社,徹底改進干部作風,并且明確規定搞好整風整社的標志是,“一平二調”的遺留問題都已經全部解決,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作風有了顯著的改進和提高,群眾的情緒和干勁逐漸回升,農業生產開始出現新的面貌。

黨中央這兩個指示的發出,實際上是繼續被“反右傾”斗爭所打斷的糾“左”進程。它成為扭轉農村嚴重形勢的起點。

《緊急指示信》發出后,全黨動員,各級領導干部深入農村,為糾正錯誤、落實政策、扭轉農村形勢而奮斗。黨中央在發出《緊急指示信》的當天,就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最遲在12月中旬以前傳達到全體農村黨員、干部和農民群眾。按照黨中央的要求,各地召開了省、地、縣三級或省、地兩級干部會議,使各級領導干部迅速了解《緊急指示信》精神,然后組織數萬名干部下到農村,向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原原本本、逐條逐段地宣讀和講解《緊急指示信》。東北三省在《緊急指示信》發出不到兩個月,就組織13萬名干部下鄉,向90%的公社社員作了傳達。中央機關還抽調一萬多名干部下放到農村基層,幫助農村工作,支援農業生產。11月15日,毛澤東在有關抽調萬名中央機關干部下放基層的報告上批示:“共產黨要有這樣一種本領,五個月工作的轉變,一定爭取一九六一年的農業大豐收,一切壞人壞事都改過來,邪氣下降,正氣上升”。

廣大基層干部和社員群眾對《緊急指示信》反應熱烈,許多人稱《緊急指示信》是一場“及時雨”。他們說:“十二條像一面鏡子,一針見血地揭露了‘平調’的錯誤行為。”由于經歷了上一次糾“左”的反復,不少基層干部和社員群眾也有些喜中帶憂,一是擔心這次會不會像上年那樣,糾了幾個月“共產風”就變了風向;二是顧慮政策不兌現,清理“一平二調”不徹底,平調的資金、物資不能真正退到手。還有一些干部存在著另一種情緒,認為“十二條”政策是后退了;一些工作上、作風上缺點錯誤比較嚴重或經濟上手腳不干凈的干部怕“算賬”,對清理“平調”有抵觸。

各地黨委紛紛制定落實《緊急指示信》的具體措施,消除思想障礙,安定民心,把各級干部和廣大社員真正動員起來,迅速徹底地糾正“五風”。湖北省委宣布,凡是過去所說的與“十二條”有出入的都不算數,可以一風吹,以“十二條”為準則。甘肅省委要求對“一平二調”堅決停止,堅決檢查,堅決退還。

黨中央連續批轉湖北、甘肅等地貫徹執行《緊急指示信》情況的報告,以督促這一工作的進行。11月15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要求各地黨委“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他還在為中央起草的一個批語中寫道:毛澤東同志“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例如,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他認為,在北戴河會議決議中寫上快則三四年、慢則五六年可以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毛澤東作自我批評,是希望廣大干部認識到,“現在是下決心糾正錯誤的時候了。”

稿件來源: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冊),中央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