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會議的轉向是圍繞彭德懷的一封信引起的。

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在１９５８年１２月武昌會議后，到湖南湘潭等地視察，對大煉鋼鐵造成的損失和農業方面的虛報浮夸有較深入的了解，深感憂慮。１９５９年４月到６月間，他率中國軍事代表團到東歐國家訪問，了解到１９５６年匈牙利事件發生時的情況和匈牙利的現狀。7月2日，在毛澤東召集的部分中央領導人和各協作區主任會議上，彭德懷由匈牙利事件談到中國國內經濟和政治問題。毛澤東對彭德懷在會議上的態度感到不安。當天夜里，毛澤東把6月29日和7月2日兩次會議上講話整理成的19個問題重新修改一遍，并致信楊尚昆：“此件再印，換發，原件收回。該件再增加一個17，團結問題（中央至縣委）”。他認為，黨內對形勢分析的巨大反差，可能會使黨分裂，所以加一個團結，“就是對抗那個分裂”。在會議初期西北組的討論中，彭德懷多次發言和插話，尖銳指出“大躍進”以來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如農業產量虛報浮夸、吃飯不要錢不經過試驗就推廣、全民辦鋼鐵這個口號有問題、人民公社辦早了些、黨內民主不夠等。他同時提出，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如要說到責任，是責任人人有，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他的這些意見，會議《簡報》沒有刊出。

７月１０日，毛澤東召集會議并作長篇講話，他著重講對形勢的看法。毛澤東講話后，彭德懷眼看會議就要結束，而對經驗教訓方面探討得很不夠，《簡報》上看不出反面意見，許多問題尚未得到較好解決，擔心缺點重犯，心中十分焦慮。他想向毛澤東直接反映自己的意見。７月13日清晨，他去找毛澤東面談，因警衛表示毛澤東剛剛休息未能相見，于是決定寫信。14日，他將前一天寫成的信交給毛澤東。這封三千字的長信分為兩個部分：一是“１９５８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二是“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在肯定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成績的前提下，信中著重指出１９５８年以來工作中的問題，特別是全民煉鋼浪費了一些人財物力，“有失有得”，要求總結發生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彭德懷認為：“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他指出，過去一個時期工作中出現缺點錯誤，客觀原因是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沒有像處理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主觀原因是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有不少問題，一是“浮夸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他還說：“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要徹底克服，還是要經過一番艱苦努力的。”在信的結尾，他寫道：“我覺得，系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進一步教育全黨同志，甚有益處。其目的是要達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責任。”

彭德懷的信反映了客觀實際和群眾要求，基本內容是正確的。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他給黨中央主席寫信反映自己的意見，也完全符合黨的組織原則。７月１６日，毛澤東以“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這樣一個標題，批示將信印發給與會者討論。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范圍內提出，要“評論這封信的性質”。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延長會議時間。毛澤東還要求通知留在北京主持有關方面工作的一些領導人立即上山參加討論。

彭德懷的信印發出來后，在最初的討論中，一些人基本贊同信中的意見。他們認為，這封信總的精神是好的，對于推動會議深入討論，促使大家思考問題，有積極作用。應該在肯定成績的前提下，把過去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講深講透，這樣才有利于總結經驗教訓，改進以后的工作。彭德懷敢于反映自己的意見，這種精神值得大家學習。信的缺點主要是一些提法和詞句斟酌不夠，容易引起誤會，但不必計較和爭論。也有一些人對彭德懷的信持不同意見，認為對錯誤“認識過遲”的說法，不符合實際。從北戴河會議到現在，許多重大問題都已得到解決，并非認識過遲。認為這封信“實際上會引導到懷疑黨的總路線的正確性，懷疑去年大躍進和偉大的群眾運動，以及所取得的偉大勝利是否可靠”。還有人提出，彭德懷曾說過：“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蘇聯紅軍來。”

７月１７日到達廬山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對形勢總的看法與彭德懷相同。但上山后，他同彭德懷個別交談時曾講過不應寫信，信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還批評彭德懷總是感情用事。參加會議后，黃克誠沒有避諱講缺點。７月１９日，他在小組會上發言說，工作中的缺點除《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草稿）上講到的外，還有對農業生產成績估計過高、經濟各部門比例失調和１９５９年計劃指標過大等。這些缺點造成的后果是：糧食緊張是解放以來沒有過的；基本建設原材料、市場副食品也緊張；黨與群眾的關系受到影響；黨在國際上的威信也受到影響。對于人民公社，他說，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從長遠說，搞了好；從短時期說，不搞更主動些。他還指出，現在一些地方作風上的突出問題，是只能講成績，不能講缺點。他認為，有缺點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點不講。

候補中央委員、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曾陪同彭德懷在湖南視察，會議期間也同彭德懷進行過交談，介紹了湖南的情況，兩人的看法較為一致。在７月１９日的會上，周小舟認為彭德懷的信總的精神是好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詞句，可以斟酌。他說，廬山會議是高級干部會議，在肯定成績之后，應該著重總結經驗。這次會議把缺點講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關于去年以來工作的評價，他認為，總的來講成績肯定是偉大的，是得多于失的。但從具體問題來講，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都是有的，要分別講。

7月20日，楊尚昆向毛澤東匯報各小組討論彭德懷信的情況時，毛澤東講了四點意見：（一）欠債是要還的，不能出了錯誤，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錯誤，每個人都有責任，首先是我。（二）缺點還沒有完全改正，現在腰桿子還不硬，這是事實。不要回避這些事情，要實事求是。（三）有些氣就是要泄，浮夸風、瞎指揮、貪多貪大這些氣就是要泄。（四）準備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認錯誤，也不愿意聽別人講他錯誤的人談一談，讓他們多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從上述談話看，毛澤東當時對彭德懷信的態度，是留有余地的，他不贊成護短。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比較早地發現了“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問題，并作了深入思考。他與彭德懷是一同上廬山的，因住處相鄰，兩人交談過多次。他們觀點相近，都感到會議不能暢所欲言，談缺點有壓力。他原來也想給毛澤東寫信，但在彭德懷的信印發后，他決定在小組會上發言。經過準備，７月２１日，張聞天在小組會上作了長達三個小時的發言。這時對彭德懷信的責難已經很多，會議空氣比較緊張。有人關照他發言時少講缺點，但張聞天還是直言支持了彭德懷的信。他全面指出了“大躍進”的缺點錯誤及其嚴重后果，并從理論上比較系統地分析了出現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他強調，對于產生缺點的原因，在總結經驗時不能滿足于說缺乏經驗，而應該從思想觀點、方法、作風上去探討。否則，只講客觀原因，就總結不出經驗，接受不了教訓。他還講到，勝利容易使人頭腦發熱，驕傲自滿，聽不進不同意見，所以發揚黨內民主作風很重要。領導上要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面敢于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面。這個問題對我們當權的政黨特別重要。我們不要怕沒有人歌功頌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們提不同意見。決不能因為人家講幾句不同意見，就給扣上種種帽子。他認為彭德懷的信的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很好的。至于個別說法，說得多一點少一點，關系不大。在張聞天發言過程中，有人表示不同意他的觀點，但他仍然堅持講出自己的意見。

在小組討論中，也有一些人發言對彭德懷的信進行指責，說信中的總體估計是錯誤的，缺點講得太多，成績講得太少；這封信的問題不是個別詞句和分寸問題，而是看問題的思想立場有問題；不是鼓勁，而是泄氣，不利于統一全黨思想，不利于黨的工作。還有人說彭德懷的信中有很多刺，是影射毛主席的；既然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就是路線性質的問題，路線錯了，就必須改換領導。

７月２１日，彭德懷在小組會上再次發言。他解釋說，這封信是在得知會議即將結束時倉促寫成的，文字上、邏輯上有些缺點，沒有能準確地表達本意。他建議會后把信收回來，中央留下幾份存入檔案。

7月22日，毛澤東找幾個人談話。毛澤東聽到進言，說現在很需要他出來講話，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還認為，彭德懷的信是對著總路線，對著毛主席的。當天晚上，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商量準備第二天開大會。

稿件來源：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冊），中央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