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第一次鄭州會議和武昌會議的準備，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黨的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召開。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這次會議著重分組討論、修改并通過了《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和《關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兩個文件。毛澤東指出：沒有幾天座談交換意見，人民公社決議中的許多理論和實踐問題是不容易弄清楚的。討論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在黨的領導層中進一步統一思想、提高認識的過程。

12月9日，毛澤東在會議上講話。他首先對人民公社給予充分肯定，認為“找到了一種建設社會主義的形式”，但也指出，“缺點是太急了，紛紛宣布進入全民所有制，兩三年進入共產主義。這回決議的主要鋒芒，是向著這一方面講的。是對付性急的”。他提倡要研究辯證法問題。鄭州會議提出“大集體、小自由”，又抓生產，又抓生活，都是辯證法的推廣。武昌會議又提出實事求是訂計劃，又冷又熱，要雄心很大，又要科學分析。在訂計劃時要留有余地，注意區分虛假可能性和現實可能性。在12月9日這一天的會議上，鄧小平就《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作了說明。他在肯定人民公社是成功的同時，也指出人民公社是一個新問題，不能疏忽大意，要不斷總結經驗，加強領導。目前在黨內和人民群眾中，對人民公社的看法是參差不齊的，關于人民公社的政策和做法，也有些不一致，對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也有一些不正確的、庸俗的解釋。這是難于完全避免的現象。但是有必要及時地澄清思想，統一認識，端正做法，使人民公社運動得以健康發展。

《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是由毛澤東主持起草、在第一次鄭州會議和武昌會議討論的基礎上重新改寫的。它集中體現了自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毛澤東和黨中央初步糾正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左”傾錯誤的思想認識，闡述了幾個重大的政策和理論問題。

《決議》強調，必須劃清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兩種界限。《決議》明確指出：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體所有制的經濟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變為人民公社，不等于由集體所有制變為全民所有制，更不等于由社會主義變為共產主義。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無論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的發展為基礎。我們既然熱心于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于發展我們的生產力，大力實現工業化，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那樣做只能使共產主義理想受到歪曲，助長小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傾向，而不利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鄧小平在解釋這一部分內容時說，這是決議草案，同鄭州會議起草的草案相比較，在提法上有些變化，這就是把人民公社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過程同人民公社實現工業化和農業電氣化、機械化的過程，加以分開，即把三四年或五六年能夠做到的事情，和10年到20年才能做到的事情分開。

《決議》強調，要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決議》指出，在今后一個必要的歷史時期內，人民公社仍繼續保持按勞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產，以及國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間的商品交換，必須有一個很大的發展。這種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地進行的，因而不是資本主義的。《決議》強調，按勞分配的原則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具有積極的作用，不能加以否定。企圖過早地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則，企圖在條件不成熟的時候勉強進入共產主義，無疑是空想。因此，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原則，對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兩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必須在全黨統一認識。

《決議》強調，人民公社應在勤儉辦社的原則下，正確地分配收入。針對那種以為公社化要把個人現有的消費財產拿來重分的誤解，《決議》規定：社員個人所有的生活資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歸社員所有，而且永遠歸社員所有。社員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樹木、小農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礙參加集體勞動的條件下，繼續經營一些家庭小副業。這也就是《決議》所強調的大集體、小自由。人民公社成立以前遺留下來的債務，一律不要宣布廢除。對于這些債務，凡有條件償還的應當照舊償還，沒有條件償還的暫時保留。

《決議》還要求，為保證1959年工農業生產的更大躍進，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要抓緊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的五個月時間，結合冬春的生產任務，進行一次整頓人民公社的工作。

《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是黨中央第一次以全會決議的形式，力圖在理論上解決第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以來所覺察到的“左”傾錯誤，它的積極意義是明顯的。但是，這個決議又是以高度贊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為前提的。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決議》仍反映和肯定了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許多“左”的、超越歷史階段的東西，對許多問題的認識不可避免地帶有局限性，特別是沒有觸及人民公社最本質的管理體制和分配問題，因而不可能從根本上糾正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和“一平二調”的“共產風”。

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是一個壓縮高指標的決議。但由于未能擺脫高估產的迷誤，對高指標的壓縮很不徹底。會議正式宣布預計1958年糧、棉、鋼、煤、機械等主要產品都將比1957年增產1倍或1倍以上。其中，糧食達到7500億斤，鋼達到1100萬噸。在全會通過的1959年計劃指標中，除基建投資由原定的500億元降到360億元，鋼產量由原定的2700—3000萬噸降到1800—2000萬噸外，糧食產量還是提高到10500億斤，其他也大體維持了北戴河會議提出的高指標。對這些指標，陳云有保留意見，希望在會議公報中不要公布1959年計劃的各項指標，但這個意見沒有反映到毛澤東那里。《決議》還要求1959年實現比1958年“更大的躍進”。

八屆六中全會還通過一個重要決定，即《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于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從1956年起，毛澤東多次提出不再擔任國家主席職務。1958年初，他將這個意見寫進《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要求在各級干部和群眾中征求意見，獲得多數人的同意。經過1956年夏天到1958年12月兩年多的醞釀和工作，八屆六中全會通過了毛澤東的建議。

稿件來源：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冊），中央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