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黨中央在武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武昌會議），主要討論人民公社問題、鄭州會議起草的兩個文件和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并著重討論了高指標和浮夸風問題。這次會議沿著鄭州會議的思路，繼續批評急于過渡的傾向以及工農業生產上的高指標和浮夸風。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這一次要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固體空氣；胡琴不要拉得太緊，搞得太緊，就有斷弦的危險。

毛澤東在第一天的講話中，談了八個問題：（1）過渡到共產主義；（2）十五年規劃；（3）這次會議的任務；（4）劃線問題；（5）消滅階級；（6）商品經濟；（7）減少任務；（8）人民公社調整。他說，這些問題，“在我的腦筋里頭，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究竟是這樣好還是那樣好？”他認為，鄭州會議上搞的《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草案），那些數目字根據不足，放兩年再說，不可外傳，勿務虛名而受實禍。這樣，這個文件被擱置起來。

針對許多干部思想中存在的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傾向，在11月２１日和２３日的講話中，毛澤東聯系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帶頭作自我反省。他指出：蘇聯在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上很謹慎，搞了那么多年，想過渡，但沒有講過渡，還說是準備條件。我們中國人，包括我在內，大概是個冒失鬼。只有九年，就起野心。中國人就這么厲害?整個中國進入共產主義要多少時間，現在誰也不知道，難以設想。我們鄉以上的干部，沒有100萬，也有幾十萬，就是要過渡得快，越早越好，搶先于蘇聯。我們現在是一窮二白，五億多農民人均年收入不到80元，是不是窮得要命？我們現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蘇聯1938年宣布社會主義建成了，現在又提出，從現在起12年準備進入共產主義的條件，因此，我們就要謹慎。

在生產指標問題上，武昌會議提出要壓縮空氣，堅決調整了一些過高的指標。按原定計劃，1959年鋼產量為2700—3000萬噸。毛澤東對這個問題始終放心不下。他反復找中央政治局常委、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大區負責人談話，經多方考慮，決心對1959年的鋼產量指標進行大幅度的下調。對這個問題，會議上有人認為還是定3000萬噸，也有人建議下調到1800萬噸。毛澤東認為，已經不是3000萬噸有沒有把握，而是1800萬噸有沒有把握的問題。他還反思自己1958年提出鋼產量翻一番（即1070萬噸）是個“冒險的建議”，說“從前是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是我反人家的冒進”。當時主管計劃的同志在11月22日的會議上還是提出，必成2200萬噸，爭取2500萬噸。當晚，毛澤東與劉少奇、陳云、鄧小平等召集七個協作區組長開會，反復探討1800萬噸是否靠得住。經過討論，會議決定1959年鋼產量計劃，內定數下降為2000萬噸，對外公布數下降為1800萬噸。從3000萬噸到1800萬噸的大幅度調整，表明毛澤東和黨中央正著手糾正在鋼鐵高指標問題上的主觀主義錯誤，發熱的頭腦開始冷靜下來。毛澤東還表示，工業任務、水利任務、糧食任務都要適當收縮。

武昌會議還特別強調要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對這個問題，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時就反復提到。11月14日，在前往武昌途中，他看到新華社一個內部材料，反映河北省邯鄲地區的領導干部只注意生產，忽視群眾生活，致使社員過度勞累，身體抵抗力下降，傷寒疫病流行。毛澤東在材料上寫了一個批語，并將它在武昌會議上印發。批語指出：這“是一個帶全國性的問題”，要求立即引起全黨各級負責干部注意，采取“工作生活同時并重”的方針。

隨后，各地根據這個方針檢查工作，制定妥善安排生產和生活的具體措施。黨中央及時抓住落實過程中的典型事例，督促各級黨委高度重視人民的生活。武昌會議期間，云南省委向中央反映了1958年春夏間該省因浮腫病等引起人員死亡的情況，并檢查造成這種痛心事件的主要原因是領導作風不深入，關心群眾生活不夠。毛澤東批示說，云南省委犯了一個錯誤，別的省份如果不善于教育干部，不善于分析情況，不善于及時用鼻子嗅出干部和群眾中關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氣的話，就一定要犯同類錯誤。在我們對于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對于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相關。毛澤東力圖通過對典型事例的分析，引起各級黨委對人民群眾生活問題的高度重視。

為了解決高指標、瞎指揮、強迫命令等問題，武昌會議提出要反對作假和不要把科學當迷信來破除。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非常嚴厲地批評了弄虛作假之風，提議要在關于人民公社的文件里專門寫一條反對作假的問題。他說：“建議跟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切實談一下，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他說：現在有種空氣，只講成績，不講缺點，有缺點就臉上無光，講實話就無人聽。“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大躍進”中弄虛作假的情況，包括許多違反常識、背離科學的東西，是在“破除迷信”的口號下發生的。毛澤東指出：“破除迷信以來，效力極大，敢想敢說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過分了，把科學真理也破了。”他說：“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當迷信破除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護。”

與提出破除迷信、保護科學相聯系，毛澤東還修正了對“資產階級法權”的看法。他說：資產階級法權只能破除一部分，如“三風五氣”、等級過分懸殊、老爺態度一定要破除，越徹底越好。另一部分，如工資等級，上下級關系，國家一定的強制，還不能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有一部分在社會主義時代是有用的，必須保護，使之為社會主義服務。把它打得體無完膚，會有一天我們要陷于被動，要承認錯誤，向有用的資產階級法權道歉。”毛澤東提出的要破除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就改善社會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言，是一個重要問題。他提出要保護工資制，則修正了他在北戴河會議上的看法。

從第一次鄭州會議到武昌會議，黨中央開始作出糾正已經覺察的“左”傾錯誤的努力，但糾“左”還只是初步的。這不僅是因為作為一個過程它才剛剛開始，而且更因為它并沒有從根本的指導思想上解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癥結所在。提出“唱個低調”、“壓縮空氣”，不是要改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指導方針，而是要解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亂子，壓縮膨脹了的空氣。事實上，許多人仍沒有從膨脹的空氣中冷靜下來，繼續糾“左”的任務依然十分艱巨。

稿件來源：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冊），中央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