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1958年上半年幾次中央會議的醞釀和準備，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于5月5日至23日召開，推動了“大躍進”運動的全面展開。

5月5日，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所作的工作報告，確定了以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為核心的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發展目標，得到與會者的一致贊成和擁護。

中國共產黨八大二次會議主席臺

會議繼續批評反冒進并作出正式結論。大會工作報告及決議認為：反冒進損害了群眾的積極性，影響了1957年生產建設戰線上特別是農業戰線上的進展，使生產建設出現了一個“馬鞍形”，即“兩頭高，中間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產戰線上所表現出來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躍進—保守—大躍進”。會議把黨內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曾經發生過的意見分歧和爭論，錯誤地歸結為“快些好些”和“慢些差些”兩種不同指導思想、不同領導方法的斗爭。會議還批評許多比較實事求是、對“大躍進”、高指標持懷疑態度的人是“觀潮派”和“秋后算賬派”，說他們舉的不是紅旗而是“白旗”。會后，各地普遍開展“拔白旗”和批判“觀潮派”、“算賬派”的斗爭，為“大躍進”掃除思想上和組織上的障礙。

會議充分肯定已經出現的“大躍進”形勢，認為我國正在經歷馬克思所預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偉大時期，經濟文化事業完全能夠以遠遠超過西方發達國家的速度發展。會上，有117人口頭發言，140人提交書面發言，中央28個部委提出向中央的報告。一些地區和部門結合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總結了因地制宜發展的實踐和經驗。在這些發言和報告中，雖不乏腳踏實地的內容，但各地區、各部門也紛紛提出各自的躍進計劃和生產高指標。這些高指標，是在不斷批評反冒進，批評教條主義，大力倡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過程中，人們的頭腦越來越發熱，一步一步逐漸抬高起來的。會議通過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指標，與八大一次會議通過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相比，工業方面普遍提高1倍左右，農業方面則提高了20%—50%。其中，計劃到1962年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時，鋼的年產量指標由八大確定的1050—1200萬噸提高到2500—3000萬噸；糧食由5000億斤左右提高到6000—7000億斤；基本建設五年投資總額由900億元提高到1500—1600億元。按照這樣的要求，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工業、農業總產值的年平均增長率將分別達到26%—32%和12%—16%。這樣，八大二次會議就把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納入了“大躍進”的軌道。

會議提出，將原屬國務院各部門管理的企業交給地方經營管理，原由中央掌握的經濟等方面的管理權限也要向地方下放。6月1日，黨中央決定，把全國劃分為東北、華北、華東、華中、華南、西南、西北七個協作區，要求各協作區根據自己的能源等條件，盡快建立大型的工業骨干企業和經濟中心，形成若干個具有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的經濟區域。八大二次會議后，進行了以下放經濟管理權限為中心的大規模的經濟體制變動，將原來由中央掌握的一些經濟管理權限和中央經營管理的企業迅速下放給地方。這樣做，對于發揮地方的積極性、改變權力過多地集中于中央的管理體制有積極的意義。但由于這次變動是在“大躍進”的形勢下進行的，要求半個月即完成中央所屬單位下放地方的任務，在十分短促的時間里一下子鋪開，帶來交接和管理上的混亂，而且造成地區分割、協作不便、宏觀失控和效益低下等一系列新問題。權力下放后，各地受“大躍進”氣氛的鼓舞，在計劃指標、基建項目等方面各自為政，盲目提指標、上項目。特別是計劃管理權和勞動管理權的下放，直接導致了基本建設規模和職工人數的急劇膨脹。

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強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問題。他說：不要被名家權威所嚇倒，要敢想、敢說、敢做，要從束手束腳的現象中解放出來。“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要剝奪那些翹尾巴的高級知識分子的資本，鼓舞工人、農民、老干部、小知識分子打掉自卑感。他還說，外行領導內行，是一般的規律，差不多可以說，只有外行才能領導內行。在急躁冒進思想已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這些講話助長了不尊重知識、輕視知識分子、忽視科學及違背客觀規律的傾向。

會議補選25人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5月25日，八屆五中全會增選林彪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選柯慶施、李井泉、譚震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增選李富春、李先念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全會決定創辦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紅旗》，由陳伯達任總編輯。6月1日，《紅旗》雜志正式創刊。

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通過了15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目標，通過了提前五年完成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目標，通過了“苦干三年，基本改變面貌”等口號。這些重大決策的最后確定，表明八大二次會議是一次全面發動“大躍進”的會議。會后，“大躍進”運動在全國范圍內從各方面開展起來，并進入高潮。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