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革命形勢的不斷高漲，特別是無產階級在五卅運動中充分顯示出自己的力量，隨著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斗爭的發展，國民黨內部發生了新的分化。在國民黨內享有極高威望、堅持國共合作的孫中山逝世后，這種分化大大加速，并且日益公開化。除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出現了新右派。戴季陶主義的出現，是國民黨內以蔣介石為首領的新右派勢力抬頭的信號。他們由于考慮到公開反共的條件還沒有成熟，自身的羽翼也沒有豐滿，這時還不打算立即實行國共分裂，也不愿意放棄反帝反軍閥的口號。他們采取兩面派手法，一面表示聯共，一面以限共、溶共的形式反共。這種新右派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和危險性，當時缺乏政治經驗的共產黨人一時還難以識別，以致吃了虧。

蔣介石曾于1907年底考上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11期后，先入振武學校預科學習。1908年經陳其美介紹加入同盟會，1910年從預科學校畢業，1911年從日本回到上海，辛亥革命時是滬軍都督陳其美的部下。辛亥革命失敗后，蔣介石混跡于上海幫會和交易所中。1922年陳炯明叛變，炮轟永豐艦，蔣介石到永豐艦上侍衛孫中山，得到孫中山的信任。1923年他奉孫中山之命去蘇聯考察，回國后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以后，他在主持黃埔軍校建設和統一廣東的幾次戰役中，表現積極。他同戴季陶有著密切的私人關系，思想上是相通的，但當時的具體表現與戴季陶又有所不同。孫中山逝世后，他仍表示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不斷發表左的言論，把自己裝扮成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得力繼承人。1925年9月，他在黃埔軍校的一次演講中說：“我們要曉得，反共產這個口號，是帝國主義者用來中傷我們的，如果我們也跟著唱反共產的口號，還不是中了帝國主義者的毒計么?總而言之，總理定下來的主張，我們是不可以違背的，如果不然，就無論你如何信仰三民主義也是假的了。”盡管他表面上裝得很革命，思想實質卻很右。1924年1月他在向孫中山提出的《游俄報告書》和3月分別給孫中山、廖仲愷的信中，把蘇聯的國際主義政策稱為“愷撒之帝國主義”，罵中國共產黨為“俄奴”，反映了他內心的真實看法，只是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蔣介石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接受和執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在這個期間，蔣介石“起了一些一般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作用”。隨著革命的深入和國民黨內左右派斗爭的發展，蔣介石敵視和力圖限制共產黨的反共本質也日益表現出來。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