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陳獨秀對八七會議確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裝反對國民黨的方針表現消極和不滿，對革命更加悲觀、失望。正當陳獨秀在苦悶中探求大革命失敗的“真實教訓”和尋找“新的出路”之際，托洛茨基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傳到了中國。在1929年5月間，托洛茨基的著作，又通過中國托派小組織的某些成員，傳給了陳獨秀。從陳獨秀稱贊“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過去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是百分之百的正確”，宣稱只是由于得到托洛茨基關于中國問題的文件，“從此以后我們才徹底的系統的了解在中國革命中所犯的機會主義之真實根源所在”。同時，在中國革命的性質與任務、黨的方針策略這兩個關系中國革命方向、道路和前途的極為現實的問題上，陳獨秀贊成托洛茨基觀點，宣稱：中國的民主革命已由資產階級的勝利而終結，那尚未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務，只能等待“將來的”所謂“第三次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去一并完成；黨和無產階級應當放棄毫無出路的“盲動”，即放棄武裝斗爭，轉入以“召集國民會議”為主的合法運動。

陳獨秀從1929年5月開始，接觸到當時國內唯一的托派小組織——“我們的話派”散發的托洛茨基關于中國革命的一系列文件。他在8月5日信中，即以此為藍本“開始向黨發表意見”，要求中央“公諸全黨討論”，以它“改正”黨的六大路線。不僅如此，他還同時（8月份）與尹寬一起，作為本派代表，和“我們的話派”談判加入托派組織事宜。9月，陳獨秀拒絕“我們的話派”所提加入該派組織的“三個條件”，決定與彭述之、尹寬、鄭超麟等人自行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選舉了常務委員會，陳自任總書記，并請劉仁靜幫助起草綱領。劉根據托洛茨基寫的中國托派政綱寫出的草稿經陳獨秀本人修改后，于12月15日以“八十一人”簽名發表，即被稱為“托陳取消派綱領”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

中共中央一開始就對陳獨秀等人這種非組織的派別活動提出了警告。8月28日，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代表約陳獨秀談話，指出陳不應該發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見，因“中央政治路線沒有原則錯誤，加之時局緊張”，中央不能在黨報公布他8月5日的信件。于是，他在9月采取了上述“升級”的行動——自行組織托派小組織（后來因出版機關刊物《無產者》，而被稱為“無產者派”）。10月6日，黨中央向他發出“書面警告”，指出：“在黨的組織原則上不容許有兩個路線同時存在，尤其不容許有少數同志與黨對立，破壞黨的組織系統。”“你以及和你意見相同的人，在上海黨的下層組織中有超越組織的活動”，“必須站在黨的利益上立即停止這種活動”。可是，陳獨秀在10月10日復信中央時，卻向中央作“最后的警告”，并表示他決心“結合下層的革命群眾和上層領導機關奮斗，而不計其他！”

黨中央顯然注意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馬上在10月15日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并通過了《關于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決議》指出：“現在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不只是故意的煽起黨的討論，而且實行他們的小組織的行動”，因此，中央在組織上有下面的決定：（1）“小組織必須馬上解散，對于參加的同志必須予以組織上的制裁。”（2）其成員如“仍然固執他的取消主義的思想，不執行黨的策略，不服從決議的，應毫不猶疑的開除出黨”。（3）“獨秀同志必須立即服從中央的決議，接受中央的警告，在黨的路線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黨的宣傳與活動。”很清楚，這是對陳獨秀的最后警告了。陳獨秀理應懸崖勒馬。但是，他顯然覺得自己有了國內外托派勢力的背景而有恃無恐，竟然在10月26日與彭述之聯名致中央的信中，公開打出“反對派”的旗幟，向黨示威。

就這樣，黨中央政治局在11月15日通過了《關于開除陳獨秀黨籍并批準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決議案》。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