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斯大林在中國大革命初期和中期的領導，基本上是正確的，因此使中國大革命在當時取得了很大發展。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當時對于斯大林、共產國際的一些正確主張，基本上是執行了的。所以，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初期和中期的領導也是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共產國際、斯大林對中國大革命的指導也不是一貫正確的，其錯誤的方針政策對陳獨秀在大革命后期所犯的錯誤是有直接影響的。從指導思想上說來，共產國際、斯大林的嚴重失誤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主張一切通過國民黨，扶助國民黨“左派”掌握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這是共產國際一貫的指導思想。正是在這個思想指導下，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對于蔣介石、馮玉祥、汪精衛這些所謂的國民黨“左派”的相繼叛變，打起反共反蘇的旗子，是沒有思想準備的，或者說是缺乏警惕的。

第二、對中國階級力量的分析是錯誤的。1926年12月1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通過《關于中國形勢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對中國共產黨應如何對待國民黨的右、中、左三派作了方針性的決定：“（1）系統地堅決地反對國民黨右派、戴季陶思想及其變國民黨為資產階級政黨的意圖；（2）組織左派并與之密切合作，不要企圖以共產黨員代替他們做領導工作；（3）堅持不懈地批判搖擺于左右翼之間，搖擺于進一步發展革命與同帝國主義妥協之間的中間派。”對國民黨的政治態度作出這樣的分析，一般說來是對的，但問題在于誰是這些不同派別的代表人物呢？共產國際、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是有嚴重偏差的。

第三，把中國革命機械地劃分為三個階段，也是片面的。中國大革命失敗后，斯大林把中國革命運動機械地劃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即廣州時期，中國革命是全民族聯合戰線階段。這時無產階級的同盟者是農民、城市貧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在蔣介石四一二叛變后，民族資產階級就轉入反革命陣營了。第二階段，是以武漢為中心的時期。這時無產階級的同盟者是農民、城市貧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七一五汪精衛等叛變后，“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脫離了革命”。第三階段，中國革命進入了蘇維埃階段，“這時無產階級的同盟者就是農民和城市貧民。”正是由于錯誤地并且是一成不變地把蔣介石當成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把汪精衛當成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在他們沒有叛變之前，對他們盡力加以支持，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甚至喪失應有的警惕性，犯了右的錯誤。當他們叛變之后，就錯誤地斷定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叛變了革命，已經不是、而且永遠不可能再是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時期的同盟者了，這又犯了過左的錯誤。

斯大林、共產國際在這個問題上的右傾錯誤觀點，對陳獨秀和國際代表是有影響的。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國際代表吳廷康（維經斯基）、鮑羅廷舉行一次聯席會議，通過《政治問題議決案》，其中要堅決地反對國民黨右派之外，還作了如下規定：其一，“很堅決的認定鞏固和發展國民黨左派，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應當提出左派首領。使左派獲得革命化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農民，應使左派由我們的援助獲得在政府和黨的領導地位。”左派首領是誰呢？決議案沒有明說，但在中央局1926年12月5日寫的《關于全國政治情形及黨的策略的報告（十、十一月份）》中說的很清楚，就是汪精衛。當時汪精衛還在國外。因此，報告中說：“使汪精衛能夠迅速回來，使左派能有中心領袖，使國民政府能有中心人物（蔣現時雖是國民政府中心，但不為各方面所滿意），使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均比較的強健有力”。這就是說要幫助國民黨左派的上層領袖即汪精衛獲得群眾，獲得力量，獲得領導權。其二，以上述觀點作指導，中共中央和國際代表就規定了兩條措施：（1）反對“組織工、農、小有產階級群眾，在我們直接領導之下，和國民政府及國民黨對抗”的傾向，認為這樣做，“必定走向和國民黨脫離，而危及整個民主革命運動”。（2）農民運動要由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來指導，發展農民運動，但“不能和國民政府發生沖突”。由此可見，陳獨秀的右傾錯誤共產國際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