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日，汪精衛從國外回到上海。在上海他同蔣介石就分共問題進行了密談，但沒有達成公共協議，其中的原因有：

首先，汪精衛并不真想和蔣介石合作。當時的情形，國民黨內陣營相當分明，武漢與上海已勢不兩立。在這二者之間，他選擇武漢，而非上海。蔣汪密談時，蔣介石試圖說服汪精衛留在上海與他共同反共。而汪精衛此次回國已有了自己的選擇，任憑蔣之拉攏和引誘，他是不為所動的。他之所以要靠攏武漢是因為：

他覺得武漢方面大黨權的正統性會使其后的政治生涯有更為可靠的憑借，相反，在蔣介石陣營中，當一名“空頭領袖”是極不穩定的，自己如同蔣介石合作，只能成為其傀儡。汪精衛此時剛從海外歸來，還未親身經歷和體驗到共產黨人對他權利的直接威脅，甚至沒有必要讓自己去承受“破壞統一戰線”的責任。

其次，汪精衛一面在上海“敷衍”蔣介石，一面積極向武漢中央政府靠攏，尋求武漢方面的支持。4月5日，汪精衛同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聯名發表了“中國國共兩黨合作之旨”的宣言。汪精衛這樣做的真實意圖是為了取得國民黨左派勢力和共產黨人控制的，并有共產國際支持的武漢中央政府的完全信任。汪精衛在《宣言》中稱：“中國國民黨的多數同志凡是了解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論及其對中國國民黨的真實態度的人，都不會懷疑總理的聯共政策”，這正是汪精衛主張國共兩黨繼續合作的公開表示。汪精衛的這種表示，使蔣介石大為惱火，大罵汪“狗不如”，叫汪精衛滾蛋。在這種情況下，4月6日，汪精衛不辭而別，離開上海。

最后，汪精衛要實現其政治野心，鞏固自己的政權，那么同共產黨繼續合作就成為當務之急，因此必然拒絕同蔣介石合作。本來，汪精衛對于同共產黨合作，是有他自己的一套見解和理論的。他曾說：“本人亦不贊成共產黨之階級革命、勞工專政，且據本人看來，國民黨與共產黨亦不宜長久繼續相安；但本人希望能維持合作，自己愿負調和之責”。“聯俄容共政策，也是應付時代和環境所取的一種政策”，與“聯段、聯張”（段祺瑞、張作霖）一樣，不具有“長久的時間性”。“時代環境變了，政策就不能不變”，國共兩黨“一個為三民主義而奮斗，一個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總不能永久合作一起”。但是，現在為了鞏固自己在武漢政府的領袖地位，鏟除自己的威脅——握有重兵的蔣介石，就必須取得蘇聯支配下的共產國際的支持，必須同共產黨繼續合作，利用共產黨來消除自己的敵手。

由此可見，汪精衛從國外回來，早已盤算好了怎樣奪取武漢國民政府的領袖地位，因此“蔣汪上海密談”不會有什么協議，只能是不了了之。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