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是新中國成立后發生的一大錯案。

1954年2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揭發高崗、饒漱石陰謀活動后，在進一步審查饒漱石問題的過程中，認為饒漱石在主持中共華東局工作期間，在鎮壓反革命問題上不依靠和發動群眾，片面依靠公安機關“以特（務）制特”的方法辦案，犯了右傾錯誤。時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的揚帆因此而受到牽連。揚帆于1939年參加新四軍。此后，他在中共華中局和華東局工作期間，一直與饒漱石共事，受饒漱石的領導。當時，揚帆被認為“重用、包庇和掩護”大批敵特反革命分子，而且在公安系統內部培植個人勢力，搞獨立王國，政治上也值得懷疑。1954年12月底揚帆被扣押接受審查。1955年4月被正式逮捕。

對饒漱石、揚帆的審查，又牽連到潘漢年。潘漢年在革命戰爭年代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和隱蔽戰線的斗爭。上海解放后，潘漢年擔任中共華東局社會部部長、中共上海市委第三書記、上海市副市長。1955年潘漢年在出席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期間，向黨組織報告了1943年他被挾持到南京會見汪精衛的經過，并說明長期沒有向中央講清楚的原因。他解釋說，當他回到華中局及后來到延安時，正值黨內整風審干，擔心這件事情會被嚴重懷疑而無法說清楚，所以沒有向黨報告。同時，潘漢年將他寫的有關這件事的一份材料轉呈黨中央。在當時審查干部和處理饒漱石、揚帆問題的特殊環境下，4月3日，潘漢年被以“內奸”罪逮捕，與揚帆一起被定為“潘、揚反革命集團”。

1963年1月，潘漢年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其罪名是：一、1936年在國共談判中“秘密投降了國民黨，充當了國民黨特務”，“暗藏在中國共產黨內從事內奸活動”；二、抗日戰爭期間，秘密投靠了日本特務機關，當了日本特務，并與大漢奸汪精衛進行勾結；三、上海解放后，掩護大批國民黨中統潛伏特務和反革命分子，并向盤踞在臺灣的國民黨提供情報，致使敵機在1950年2月對上海進行轟炸。1965年8月，揚帆因“反革命罪”被判處16年有期徒刑。1970年7月，潘漢年又被判為無期徒刑，“永遠開除黨籍”。1977年4月14日，潘漢年因病去世。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有關部門對潘漢年案重新進行審查。1981年1月，公安部向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寫了關于潘漢年案的材料，如實反映了此案的處理經過。同年3月，中紀委對潘漢年案進行全面復查，認為潘漢年“內奸”的結論不能成立。1982年8月，中共中央根據對潘漢年案的復查結果發出《關于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指出：把潘漢年定為“內奸”，并將其逮捕、判刑、開除黨籍，都是錯誤的；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一大錯案，是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嚴重地忽視對敵隱蔽斗爭的特殊性，混淆是非界線和敵我界線作出的錯誤的決定，應予徹底糾正。《通知》在追述潘漢年案的發生和教訓后宣布：一、撤銷對潘漢年同志的原審查結論，并提請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銷原判，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黨籍；追認潘漢年同志的歷史功績，公開為他恢復名譽。二、凡因潘漢年案受到牽連被錯誤處理的同志，應由有關機關實事求是地進行復查，定性錯了的應予平反，并將他們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難等善后問題，切實處理好。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撤銷1963年的原判，宣告潘漢年無罪。

在審查潘漢年案前后，對揚帆案的審查工作也展開了。1980年1月，公安部將《關于復查揚帆案件的初步意見》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請示轉報中央。1980年3月，公安部收到《中共中央對揚帆同志問題的復查報告的批復》。中央同意由最高人民法院履行手續，撤銷1965年8月30日對揚帆的判決，恢復公民權。1982年8月，根據揚帆的要求，公安部經過進一步調查，第二次作出《對揚帆同志問題的復查結論》，肯定他長期從事革命保衛工作，對黨是忠誠的，對革命事業卓有貢獻。解放后在上海市公安局任職期間出色地完成了黨賦予的各項公安保衛任務。在打擊敵人保護人民方面作出了顯著的成績。過去認定揚帆是內奸、反革命，有包庇重用大批特務、反革命分子，使用敵特電臺供給臺灣敵人情報，引起敵機轟炸上海等問題，均不是事實，應予否定，對揚帆的隔離、逮捕、判刑都是錯誤的。揚帆蒙冤二十余年，應予平反，恢復名譽，消除影響。

稿件來源：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編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注釋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