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就中共中央來說，是中共的四大第一次明確提出來的。但是，中國共產黨對無產階級領導權的認識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看，并非四大之前對這個問題毫無認識。

首先，中共二大已經有了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的萌芽。中共二大在中國革命史上破天荒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雖然沒有明確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但是，中共二大并沒有過高地估計中國資產階級的力量，把他們視為民主革命的領導者。相反，中共二大認為中國資產階級還“幼稚”，他們只有“避免美國的愚弄”才能走上民主運動的正確道路。同時，中共二大雖然把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置于“幫助”、“援助”、“扶助”的地位，但是中共二大宣言已經指出，香港海員和其他工人的罷工斗爭，足以證明中國工人階級是“偉大勢力”，并且預見它“將會變成推倒在中國的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領袖軍”。中共二大還認為“無產階級加入民主革命的運動，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來做他們的附屬品”，而是“為自己階級的利益奮斗”，“如果無產階級的組織力和戰斗力強固”，社會主義革命也“能跟著民主革命勝利以后即刻成功”。

其次，中共二大之后，黨的一些領導人根據革命的實踐經驗，不斷充實和發展二大關于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如1922年10月，高君宇在一篇文章中認為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強壯”，所以，在國民革命中，無產階級是處于“主要的地位”，“資產階級是被召集而參加的”。又如1923年6月，瞿秋白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中指出：“無產階級在社會關系之中，自然處于革命領袖之地位”。在中共三大上，瞿秋白還認為“只有無產階級是唯一的、最現實的、最先進的、最徹底的力量”；他主張工人階級是中國革命的“主干”，要“努力做這一革命中心的元核——領導者”。1924年11月，鄧中夏在《我們的力量》一文中更加明確地指出：“中國將來的社會革命的領袖固然是無產階級，就是目前的國民革命的領袖亦是無產階級。”

再次，中共四大前的一些會議決議和發出的文件中，已經注意了無產階級在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問題。譬如，1923年11月中共三屆一中全會，就提出在全國范圍內擴大國民黨的組織，凡是有國民黨組織的地方我們的同志要加入進去，在沒有組織的地方要幫助其建立；并且提出“矯正”國民黨的政治觀點，“促其做反帝的宣傳及行動”，同時批評了黨內在國共合作關系上的右傾錯誤，明確地提出“我們須努力站在國民黨中心地位”。實際上，就是強調正確處理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要使中國共產黨處于國民黨的中心地位，把國民黨改造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統一戰線組織。接著，在1924年5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上，強調鞏固和擴大國民黨左派，削弱國民黨的右派勢力，努力貫徹國民黨一大宣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原則，強調中國共產黨要領導工農運動并提出相應的政策，批評在這些問題上的右傾錯誤。同年7月，中共中央發出十五號通告，指示各區委和地委必須努力掌握黨在工人、農民、學生、市民各團體中的領導權。

顯然，中共四大正式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如果在中共四大以前中國共產黨和黨內同志對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毫無認識，那么，中共四大就不可能明確地提出中國民主革命“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并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的重要思想。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