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全國的勝利進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人民解放戰爭后期作戰還在繼續。國民黨尚有以白崇禧、胡宗南兩股武裝力量為主的100多萬軍隊,占據著以廣州為中心的華南地區、以重慶為中心的西南地區和一些沿海島嶼,負隅頑抗,妄圖卷土重來。黨和人民政府面臨的一項緊迫任務,就是迅速肅清國民黨反動軍隊的殘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國土,在全國建立起自上而下統一的人民政府,肅清土匪和一切反革命武裝,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
1949年10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央軍委)在北京舉行第一次會議,討論了人民解放軍向待解放地區進軍和今后的建軍等問題。為了迅速徹底地殲滅國民黨殘余軍隊,不給敵人喘息和逃跑的機會,毛澤東明確提出人民解放軍在消滅殘敵的作戰中,必須實行大迂回、大穿插、大包圍的作戰方針,即完全不理會敵人的防線而遠遠超過它,迂回并占領它的后方,迫其不得不與解放軍作戰,并一舉殲滅它。這樣的打法,可避免將敵驅向不利于行軍作戰的云貴高原、個別海島或逃往境外。按照《共同綱領》規定的“將人民解放戰爭進行到底,解放中國全部領土,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的任務,遵照中央軍委的統一部署,人民解放軍以磅礴的氣勢,向國民黨在大陸的殘余軍事力量展開最后的圍殲。
在華中、華南戰場,第四野戰軍(轄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分東、中、西三路挺進廣東、湖南,于9月13日發起衡(陽)寶(慶)戰役,消滅白崇禧集團近四個師的精銳部隊,迫其由湘西退入廣西,不得援粵。隨即進行的廣東戰役,一舉殲滅余漢謀集團大部。殘存在廣州的所謂國民政府匆忙遷往重慶。10月14日,華南最大的城市廣州解放。11月6日,第四野戰軍發起廣西戰役,以大迂回大穿插的果敢動作,截斷敵人西逃南撤之路,殲滅國民黨軍基干部隊白崇禧集團,解放了廣西全境。
在華東戰場,第三野戰軍于9月19日發起漳廈戰役,經激烈戰斗,全面突破敵軍防線,解放了廈門全島及鼓浪嶼,漳州、泉州等閩南地區隨之全部解放。10月24日,三野第十兵團以部分兵力乘木船渡海進攻金門島。由于對敵情、海情缺乏周密調查研究,船只準備不足,先頭部隊三個團渡海登島后,因船只全部擱淺并被敵軍炸毀而陷于孤立無援境地。登島部隊與大量增援的敵軍頑強作戰,終致失敗。金門島戰斗失利,為人民解放軍如何充分作好必要準備進行解放海南島等渡海戰役提供了重要鑒戒。
在西北戰場,解放陜、甘、寧、青的戰役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已告結束,新疆宣布和平解放。為接管新疆防務和改編起義部隊,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在西北各族人民和蘇聯方面的支援下,以空運、車運和徒步行軍三種方式,穿越戈壁沙漠,行程1000多公里,于10月20日進駐新疆首府迪化(今烏魯木齊),完成了挺進西北邊陸的艱巨任務。
在西南戰場,第二野戰軍于11月1日起進軍大西南。在第四野戰軍和第一野戰軍各一部的南北協同下,二野部隊先從湘西進占貴州,旋即直入川南,截斷川敵逃往康、滇的退路;同時進擊川東,向重慶合圍。29日晚,親臨重慶督戰的蔣介石偕其軍政要員狼狽登上飛機逃往成都。30日,人民解放軍渡過嘉陵江,解放了西南最大的中心城市重慶。在人民解放軍的軍事打擊和政治瓦解工作的推動下,12月9日,國民黨云南省政府主席盧漢,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分別在昆明、雅安等地起義。蔣介石見大勢已去,于12月10日逃往臺灣。二野部隊和進入川北的一野部隊從四面八方向成都合圍,殲滅了國民黨軍在大陸的最后一支基干部隊胡宗南集團。西南地區除西藏以外全部解放。進軍大西南的勝利,標志著國民黨反動集團在大陸統治的終結。
隨著解放全國大陸的戰斗基本結束,中央軍委部署了解放海南島和東南沿海諸島嶼的戰役。第四野戰軍組織渡海作戰兵團共十余萬人集結雷州半島,在搜集船只,培訓水手,海上作戰訓練,海情、敵情調查及組織偷渡等方面作了充分準備之后,于1950年4月16日晚發起大規模渡海戰役,千帆競發強渡瓊州海峽,同國民黨海軍在海上展開激戰。在長期堅持海南島武裝斗爭的中共領導的瓊崖縱隊的接應下,渡海部隊順利登陸,迅速突破敵軍防線。5月1日,海南全島解放。海南島戰役結束后,國民黨急令浙江沿海舟山群島的守軍撤往臺灣,人民解放軍遂于5月16日在舟山本島登陸并解放周圍諸島,打破了臺灣國民黨軍隊對長江口的封鎖。從5月下旬到8月初,人民解放軍以兩個多月的作戰,全部解放了位于廣東珠江口外香港、澳門之間的萬山群島,拔除了國民黨軍隊在華南沿海的最后立足點。
截至1950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一年的緊張艱苦作戰,共殲滅大陸和海島上殘存的國民黨正規軍128萬余人,收編改造了170余萬起義投誠的國民黨軍官兵。從1946年7月到1950年6月,人民解放軍殲滅國民黨軍隊的總數達到807萬人,解放了除西藏、臺灣和少數幾個海島以外的全部中國領土。香港和澳門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因屬殖民主義侵略中國而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情況很復雜,需要采取另外的方式解決。中共中央確定了“暫時維持現狀”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其基本點在于利用兩地尤其是香港原有的地位,發展海外關系和對外貿易,以利于新中國的經濟恢復與工業化建設。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