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大會在選舉中央領導成員時，推陳獨秀擔任中央局書記。而陳獨秀當時正在廣東省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并沒有出席黨的一大，也不是一大的代表，為什么大會選舉他擔任中央局書記呢？通過對陳獨秀在當時活動的歷史作用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理由：
　　第一，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中文化思想界的領袖。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對封建主義思想體系進行了徹底的批判，是一場倡導新思想的啟蒙運動，并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開辟了道路，而倡導并領導這次運動的主要人物就是陳獨秀。
　　陳獨秀在1915年從日本回到中國上海，創(chuàng)辦了《新青年》雜志，高舉民主和科學的大旗，向封建主義的思想堡壘進攻。1916年底，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并邀請李大釗參加《新青年》編輯部工作。從此，他們以北大為基地，以《新青年》為核心，開展起新文化運動。
　　陳獨秀在《新青年》上寫了很多文章，喚醒人們認清封建倫理道德是“奴隸道德”，號召人們擺脫“奴隸之羈絆”；寫了許多文章宣傳科學，號召人們以科學的態(tài)度對待傳統(tǒng)觀念，排除虛妄迷信和盲從，他說“無常識之思維，無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為科學”；陳獨秀針對袁世凱稱帝和康有為反對共和全都是打著尊孔的旗號進行這一事實，指出封建專制和民主共和水火不相容，封建禮教和民主政治水火不相容，“存其一必廢其一”，倡導民主是時代的需要，是不可阻擋的。
　　第二，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1918年，陳獨秀和李大釗主持出版了《每周評論》，和《新青年》互為補充，共同擔負宣傳新學說和新思想的責任。陳獨秀當時發(fā)表文章《除三害》指出，軍閥、官僚、政客是危害中國人民的三害，他號召國民起來為消除這三害而斗爭。
　　在五四運動前，陳獨秀連續(xù)發(fā)表揭露和批判反動軍閥和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短評。“五四”當天，他發(fā)表文章明確指出，巴黎和會是分贓會議，“我看這兩個分贓會議，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五四”后，陳獨秀發(fā)表文章鼓勵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批判北洋軍閥政府對學生的鎮(zhèn)壓，并親自上街散發(fā)傳單，號召北京市民支持學生運動。
　　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就十分敬佩陳獨秀。他在1943年《如何研究黨史》的談話中，稱贊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高度的評價了陳獨秀在五四時期的歷史作用。
　　第三，陳獨秀是組建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1917年俄國爆發(fā)了十月革命，給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在宣傳十月革命、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組建中國共產黨的過程中，陳獨秀作出了很大貢獻。
　　1920年初，陳獨秀由北京到上海后，就積極投身到工人群眾中去，做調查研究，給工人宣傳十月革命，宣傳馬克思主義。1920年春，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華，經李大釗介紹，于5月間在上海會見了陳獨秀。并幫助陳獨秀在上海創(chuàng)建了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由陳擔任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書記。1921年6月，由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作為發(fā)起組通知全國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到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組建中國共產黨。盡管陳獨秀當時在廣東，但他通過與上海發(fā)起組的書信交換，是直接參與了這次大會的籌備工作的。
　　鑒于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作出的貢獻，以及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組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中實際上所處的領導地位，并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在他未出席大會的情況下，大會仍選舉他擔任中央局書記，這絕不是偶然的，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結果。